龚自珍3

龚自珍这些“宥情”、“尊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尊重个性，解放个性的意义。所以他十分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严重损害个性，压抑人材的成长。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病梅馆记》（一名《疗梅记》）。文中以梅枝为比喻，说由于一些“文人画士”的癖好，以“曲”、“欹（歪斜）”、“疏”的梅枝为美，并以此标准把好端端的梅枝都加以“斫其正”，“删其密”，“锄其直”，结果使梅枝都丧失了自然的姿态，而成为病态。龚自珍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于是他买了三百盆这种病态的梅枝，把它们“悉埋于地，解其椶缚”，即解除束缚，而且还对它“疗之、纵之、顺之”。他宣称：“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全集》）如果我们联系龚自珍对人材问题的论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这篇散文中的深刻含意了。他曾在《明良论四》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可清楚地看出其用意。他说：“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枝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捉僚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则四子者皆病。”（《全集》）这是说，如果用各种要求去限制各人的特性，那末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会无所措手足，就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本领了。龚自珍这种主张尊重个性，解放个性的思想，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钳制人材的斗争中，是有一定的进步的思想意义。

此外，在龚自珍的思想中也包含有一些事物相倚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因素。如他说：“万物不自立”，“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壬癸之际胎观第七》）可是，他对这些思想并没有加以发挥，贯彻到底。因为他对于运动变化的看法，认为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甚至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可分为初、中、终三个阶段，其实“终不异初”，“三而如初”。（《壬癸之际胎观第五》）意思是说，事物经过三个阶段变化，最后还是同最初一样，变来变去，还是回到出发点，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最后还是陷入了循环论的泥坑。

    总观龚自珍的生平和思想，他并没有能够完全冲破封建时代和地主阶级的局限。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开创关心国家政事、议论政事的新风气；敢于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预言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而改革又必需“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材，等等，这在当时沉闷的封建社会里，无异是一声春雷，催人深醒。他作为我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留下的政论和诗作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爱国志士和进步思想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原载于《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