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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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追溯儒家创始人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上述是大体不错的。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那么在于什么呢?孔子认为在于仁心俱足、在于敬畏和真诚,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中于外在的规范(只对颜回这样类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讲一点规范——“克己复礼”),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接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因此可以说“仁”的内涵就是“爱”,就是对他人倾注更多的关切。这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可以说它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孔子其他一些关于“仁”的论述(确切点应该叫“述说”,因为其中没有什么“论”),都是在述说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
    至于孟子更是这样。他是感情充沛的人。在说理论事时无不以感情夺人。他比孔子更热中建立范畴,在谈论儒家的伦理范畴时,其内涵也都是感情性的,很少有思辨色彩。例如他认为“仁”“义”“礼”“智”,这些被后世看作儒家基本范畴的观念都是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所谓的什么“之心”,也就是某某“之情”。这些感情是仁、义、礼、智的发端,所以这些观念也离不开感情。从儒家创始人对他们所倡导哲学及其基本概念的阐释,可见把他们的哲学看作感情的哲学是离事实不远的。上面我们引证的牟、李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判断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的。
    一种思想意识的推行与传播大体上也有四种方式。一是思辨和论辩,以说服人的形式出现;二是依靠神明开示、借用对神的信仰推行;三是为当权统治者所首肯,用政治力量推行;四是这种思想意识近乎人情,用情感的渲染去打动受众。在汉武帝以前儒家思想的传播基本上是靠第四种方式宣传鼓动,为自己获得了“显学”的地位。在此期间对儒学传播贡献最大的当属孟子。孟子除了是个思想家外,他还更是个宣传家。他在传播儒学(孟子的“儒学”与孔子的“儒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学”的话,那么孟子思想核心就是“仁政学”)、在与其他学派辩论、在说服诸侯采纳他的意见的时候,他都是用充满了感情的话语去打动人的。战国时期有两位大儒,一是孟子、一是荀子。应该说荀子比孟子更善于说理,其著作带有思辨色彩,从本质上来说荀学也更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然而荀子在儒家中一直没有取得正统地位,除了“性恶”之说易于为人误解外,也与其理论性太强和很少作感情的渲染有关。而孟子的成功、以及生前身后的际遇,与《孟子》一书的文学化与其理论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密切相关。如孟子讲“大丈夫”的品格,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许行的学说都是感情充沛的文字,非常具有震撼性,而其中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
    当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以后,统治者和儒生们感到只用“感情”、用感动力、感染力来推销自己的学说是大大不够了,因为这时候儒学已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了,统治者不是用它来感化民众,而是要用它来威慑老百姓了。于是,在汉代出现了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董氏把儒学神学化(孔子本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通天教主,神道设教,以愚弄老百姓。这是儒学第一次大变。
    到了宋代,儒生们不满意汉唐以来古文学派繁琐餖飣的经学。他们在发展儒学理论时受到佛家思辨方法的影响,把儒家创始者们基于感情的伦理观念抽象化、理性化。“仁义礼智信”等在原始儒家看来是极为鲜活、极富感情的基本观念都看作是“天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他们要通过逻辑论证这些观念的正确,用讲道理(当然也讲得不彻底,许多情况下,还是命令式的)的方式推行儒学,逐渐使儒学概念远离了情感,也就是说远离了儒家学说中最有生命力的人情,从而也使它失去了感染力,变得僵化,面目可憎。这就是后世说的理学。这是儒学第二次大变。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原始儒学的精神丧失殆尽,特别是原始儒家倡导的基本观念中的情感性受到致命的挑战。实际上,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且富于感情文学家、诗人,这大约是人们没有想到的。

    5,杜  诗  与  儒  学

    中国的儒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孟子》中绝大部分篇章是抒情性强、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学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比孔、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观念多是感情性的,但孔孟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就此加以渲染展开,因为他们毕竟是思想家,不是诗人,最多可以说是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而后世的儒家代表人物(特别到了清代)忽视了这一点,使得原始儒家风貌逐渐丧失,把一个本来特别具有人情味的学派,搞得最为僵化、最不近人情,甚至到了令人憎恶的地步。
    儒家基本观念在杜甫诗中恢复了初创时的特征,变得丰满鲜活、更富于人情味。我们读杜诗、体会儒家的思想意识,似乎儒家倡导的那些只能令人仰望的伦理观念就在身边、就活跃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还可以说就发生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有了这些观念,我们才变得不世俗、不庸俗,甚至说变得更文明了起来。而且杜甫写到这些时是那么自然,顺口说出,好像是从他内心中流出来的。诗人并没有教训我们,而是像长着一样与我们谈心,而其遵循的原则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读者受到他的感化而不自知。而后代一些道学家在传播儒术时是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带有孔庙中的冷猪头肉味。我以为后人读杜诗所受到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读儒家经典。

    6,说忠爱

    就拿忠君爱国的观念来说,在孔孟的著作之中并不突出。孔子只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族入侵中原地区;孟子是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我们说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孔孟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当时的思想家认为只有“一统”才能安定)。当时人们生活与实践的圈子非常狭小,能够放眼天下者是需要一些灵性的。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以及“尊王攘夷”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这是杜甫的功劳。
    近几十年来。“忠君爱国”似乎已经成为杜甫汰之不去的污点,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不公正的。前面说到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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