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篇旨
正确理解《逍遥游》篇旨是把握庄子其人其书的一个关键。本文从《逍遥游》中的正言、正论出发,认为郭象所提取的“有待”与“无待”两个概念是该篇的思想核心;并通过历代学者关于鹏、晏鸟关系看法的述评,说明了庄子塑造这两个寓言形象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有待无己无待《庄子·逍遥游》,自晋人郭象以来,众注家莫不把它的篇旨看作是论“逍遥”,并且以“逍遥游”作为庄子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在关于何为“逍遥”,怎样才能“逍遥”的问题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从而影响到对该篇思想意义及有关问题的正确理解。所以如此,除了庄子语文形式上的参差淑诡,也有论者方法上的“以自为方”。
笔者以为,要在从庄文本身的正言庄语出发,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来把握贯穿全篇的主旨。一《逍遥游》篇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即“有待”与“无待”,这是郭象据原文“犹有所待”和“恶乎待哉”两句,在注文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也是郭象在庄学研究中的一大贡献。
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对待,是指人的某种愿望、要求的实现要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谓“无待”,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庄子认为,“有待”是造成人生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摆脱有待,达到无待,才能实现自由,即获得逍遥游,逍遥游也就是无待的自由境界。怎样才能摆脱有待,达到无待呢?庄子强调,根本的一点是要认识到,不是外在的客观条件或必然性束缚了人的自由,而是人们自己的主观认识、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不知道“以道观物”、“道通为一”的道理;如果能从主观上齐同万物,忘却外在的一切差别,也就无所不适、无所对待了。庄子进而提出了最彻底的“无己”的方法,即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一切,直到忘记自己。无己而后无所待。《逍遥游》云:“圣人无己。”
“圣人”就是庄子理想中的逍遥人格形象,其根本特征便是“无己”。能做到“无己”,就不会计较外在的功名利禄,不会在乎自己的存亡得失,自然是无待逍遥。晋人支遁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 认为逍遥就是说明圣人无己的精神境界。支氏为佛门弟子,然此说未必是以佛解庄,而是深得庄子之心的。
以“有待”和“无待”两个核心概念来把握《逍遥游》篇旨,前人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如晋人郭象、清人王夫之,今人关锋、王树森等。这里再作两点补充说明:其一,“有待”和“无待”是该篇唯一从正面提出的两个思想概念。
《逍遥游》共有五个寓言故事构成,通篇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然而虚中有实,谬中有正,这是庄子为表达其思想所惯用的一种写作形式。篇中所说的“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与“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两句话正是谬中之正,虚中之实!这也是全篇唯一充满理性思辩的正言庄语,是庄子真实思想的明显表露。
“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就是从这两句话中提取概括出来的,代表了庄子的思想精髓,对于把握本篇的篇旨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二,“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也是对《庄子》全书基本思想的概括。上述两句正言和由此而来的“有待”、“无待”两个概念是在《逍遥游》第一则寓言,即鲲鹏和斥晏鸟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直接对这个故事所包含寓意的揭示,不仅如此,该篇其后的几则寓言故事,以至《庄》书全文无不处处渗透着这个思想。
如该篇最后借庄子与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辩论,就是对怎样达到“无待”的形象回答,说明了要做到无待,就要“无用”。其它如内篇中的“庄周梦蝶”、“庖丁解牛”,外篇中的“濠梁之游”、“髑髅见梦”,杂篇中的“罔两问景”等典型寓言,都是讲的“有待”或“无待”的表现,旨在说明只要心无所待,就能游刃有余,就能物化为一,而臻于逍遥境界;否则就会陷入层层束缚带来的痛苦之中,不得自由逍遥。庄子的哲学其实就是人生哲学。在庄子看来,“有待”和“无待”意味着人生的两个层面,物质形体的活动总是有待的,而无形的精神活动可以是无待的。
人生世间,难免神为形累、心为物役,应该通过“无用”、“无己”的“道德”修养,使精神突破有待的束缚,从自我中提升一级,达到无待的自由。二在《逍遥游》的研究中,有一个小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解决,就是开篇中鲲鹏与斥晏鸟(蜩、学鸠)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
凡是读过《逍遥游》的人,都会对鲲鹏与斥晏鸟这一大一小两种生动形象留有深刻印象。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遨游天池的是鲲鹏;腾跃而上,止于榆枋,回旋于蓬蒿之间的是斥晏鸟。二者大小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此之外,二者的关系还有哪些方面,或者说,庄子塑造出这两种形象有何寓意?对此问题,瑰玮的庄文没有正面给予回答,历来注解《庄子》的人也多惑于庄文的支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则望文生义,完全错会了庄子的意思。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逍遥游》篇旨的理解,因而有必要给予澄清以显示庄子的本意。
综观庄学史的演变,对这一问题颇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以下分别略作述评。第一种观点以晋人郭象、向秀为代表,主张鲲鹏和斥晏鸟虽然大小有别,但同属自足,各自逍遥。向、郭的观点,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其言曰:“夫大鹏之上九万,斥晏鸟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又,郭象于《逍遥游》篇注云:“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在向、郭看来,大鹏与斥晏鸟都是自足逍遥。
大鹏因其体大所以高飞,斥晏鸟因其身小所以低飞;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对鹏鸟和晏鸟雀来说,都是自然的性分,都是至当至极的,其间不存在胜负优劣之别。假使二者各营生于性分之外,小者羡大,大者希小,彼此则必然事不胜力,动不称情,双双皆陷入困苦之中。
向、郭之说,历代都有人追随。唐人成玄英说:“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放,其在兹乎!”(《庄子疏》)现代台湾学者李勉说:“消摇(以郭庆藩说法,“逍遥”应作“消摇”)谓尽其性能而动也。苟已尽其性能矣,则大鹏之上九万,蜩、晏鸟之枪榆枋,高下虽殊,消摇一也。”(《庄子总论及分篇评注》)成、李二人都认为大鹏与斥晏鸟皆已适性尽能,自足逍遥,与向、郭之义同出一辙。
向、郭之义,一向被人们视为以己解庄,而非以庄解庄。他们的“逍遥”义,乃任其自然、安于现状而已。这种解说,与庄子的“无待”逍遥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的境况显然不合。由此他们对鹏、晏鸟关系的理解也有失庄子之旨。一则,庄文中一再申明的“小大之辩”、“小知不及大知”,即庄子通过“鹏晏鸟对照”着意表达的小与大的差别已全然不见;再则,把“不失其所待”等同于“大通”,即自足逍遥,更是无视篇中强调的“有所待”与“恶乎待”两极境界的根本区别。故向、郭之说不可取。第二种观点以明人释德清、罗勉道为代表,主张大鹏与斥晏鸟分属两种对立的境界。德清说:“海中之鲲,以喻大道体中,养成大圣之胚胎。……而斥晏鸟小虫则喻本无所知、亦无远举之志的举世小知之人”。
罗勉道注“斥晏鸟笑之曰”一段云:“此一节说明蜩鸠、斥晏鸟变化之小,而反笑鹏之九万里,太虚寥廓,神游无碍;以破世俗浅陋之见,而豁其逍遥之胸次。”[3]二人都认为鲲鹏高大雄伟,遨翔天海,是神游大道的逍遥者形象;斥晏鸟卑小委琐,上下蓬蒿,是拘于世俗小知的浅陋者形象。鹏、晏鸟二者本是鲜明的境界对比。这种观点受到许多近现代学者的响应,如蒋锡昌、浦江清、王仲镛、朱桂曜等都主张此说。蒋锡昌说:“在鹏鸟,则乘海风将徙于南冥,在庄子,则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二者所游不同,其于逍遥一也。……蜩鸠、斥晏鸟之自得一方矣,而不知彼等自视高于一切之心,即为不能逍遥之根。”
视庄子与大鹏同属逍遥,唯斥晏鸟相反,不得逍遥。王仲镛说:“逍遥游,是指的明道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以后所具有的最高精神境界。大鹏就是这种人的形象,蜩与学鸠、斥晏鸟,指世俗的人。”又说:“这本是以鲜明的‘小大之辩’(同辨,区别)来说明‘小知(智)不及大知(智)’。可是向秀、郭象却从这里歪曲了庄子的原意,附会‘齐大小’、‘均异趣’的道理。”
一面肯定了鹏晏鸟有别,一面又批评了向、郭之义。浦江清对此观点则说得最为明快,“以大为通,以小为陋,此类思想即《逍遥游》之正解。”意谓大鹏逍遥,斥晏鸟浅陋,正是庄子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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