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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玉的人格——自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与主观倾向谈起

浏览次数: 128次| 发布日期：07-07 01:54:07 | 高一同步辅导

标签：高一册同步教学,高中语文知识,http://www.350xue.com 论宋玉的人格——自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与主观倾向谈起,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宋玉有“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的评介，学术界有人曲解太史公的本意，认为宋玉是没有气节的文人，我们对司马迁的宋玉评介，从客观依据和主观倾向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司马迁对宋玉基本是肯定的，“从容辞令”，肯定了宋玉的文学才能，“终莫敢直谏”，则是在肯定宋玉微谏的同时，对其没有达到直谏程度表示了遗憾。因而，以司马迁宋玉评介为据来否定宋玉人格的说法，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
关键词:司马迁；宋玉；评介

    《史记·屈原传》后有一段关于屈原后学宋玉等人的评介，其文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这里司马迁对宋玉等人“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的评介，成为后人评论宋玉的最可靠的依据，然而有些宋玉评论者，曲解了司马迁的话，据此断言宋玉是没有气节的文人，甚或将宋主丑化为背叛师门、谄媚权贵的小人，致使被古人看做与屈原并列、人称“屈宋”的战国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宋玉蒙受了不白之冤，更以错误的导向，误导了解许多不明真象的读者。有见于此，本文拟就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和主观倾向进行梳理与分析，旨在正确理解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介，使人们公正地了解宋玉，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一、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
    据史料记载，司马迁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评介宋玉的人，宋玉之人赖以传世，司马迁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太史公著史，多有所本，鲜有妄言，态度谨慎，可谓信史，班固于《汉书·司马迁传》赞之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又知司马迁去宋玉之世不远，更曾亲历楚地采风，“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汉书·司马迁传》），他对宋玉事迹必有所了解。故知司马氏评介宋玉定有其所本，当非凭空作论。玩味司马迁评介宋玉“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语，其意有二，一是行为上“终莫敢直谏”，一是作品中“终莫敢直谏”。考《史记》之前之历史资料，已无有宋玉事迹的只言片语，司马迁之所据已无从可考。然有汉一代有宋玉作品传世，《汉书·艺文志》记有“宋玉赋十六篇”，《汉书》研究者认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本于刘向父子的《七略》，刘向，西汉末期人，据此可知宋玉赋在西汉必流传于世，这当是可知的司马迁评介宋玉的重要依据。
    考传世的宋玉作品，《楚辞章句》存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存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存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文选补遗》存有《微咏赋》，《历代文纪》存有《报友人书》，明无名氏抄本《宋玉集》存有《高唐对》、《郢中对》，总计十七篇，其中辞二篇，赋十一篇，对问三篇，文一篇。关于宋玉的作品，前人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多有所怀疑，自1972年《唐勒赋》出士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散体赋在战国末期的存在，学者才重新审视宋玉的作品，认为对传世的宋玉作品，在拿不出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应承认宋玉的著作权，于是将《楚辞章句》中的二篇和《文选》中的五篇视为宋玉所作，我们认为除此以外，《古文苑》中的六篇与《文选补遗》中的《微咏赋》也当是宋玉所作。
    纵观宋玉的作品，从内容的角度说，有取悦于君王的，如《大言赋》、《小言赋》、《舞赋》；有于取悦君王中略带微讽的，如《高唐赋》、《神女赋》、《微咏赋》；有全篇讽谕君王的，如《风赋》、《钓赋》；有自我辩解的，如《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对楚王问》；有应用型的，如《招魂》；有抒情型的，如《九辩》、《笛赋》。其中具有讽谏内容的作品，若《高唐赋》、《神女赋》、《微咏赋》，暗讽楚王的yin乐生活；若《风赋》，借物为说，喻指君王与贫民的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若《钓赋》，托事明理，倡扬儒家的治国之术；若《九辩》，则抒写贫士失职，众小当道，怀才不遇的愤懑；若《笛赋》，则抒写亡国之痛，有昭示楚人“安心隐志”再图复国之意。这些作品，除《九辩》讽谕较为直白外，余皆迂曲其说，从宋玉作品的内容看，司马迁说宋玉“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基本符合事实。从宋玉作品编年的角度说，《大言赋》、《小言赋》、《舞赋》、《高唐赋》、《神女赋》、《微咏赋》、《讽赋》、《风赋》、《钓赋》等当是楚襄王时的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招魂》当是楚考烈王时的作品，《九辩》是考烈王死后宋玉失职后的作品，《笛赋》是楚国灭亡后的作品。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宋玉的作品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是随着楚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作者思想的日益成熟而变化的。其早期的作品以取悦君王为主，逐渐开始有了“劝百讽一”的倾向，直至托物讽谏，到了宋玉晚年，《九辩》中的讽谕方显直接，而《笛赋》则又迂曲其说，委婉写意。司马迁当注意到了宋玉作品的这种变化，他的评语“终莫敢直谏”中的“终”字便透露了个中的寓义，然而司马迁对宋玉作品的变化过程并未记叙，只是说出了“终莫敢直谏”的结论。这里提请大家注意，司马迁说宋玉“莫敢直谏”是与屈原比较而言的，是指出宋玉不如屈原的地方，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并没有彻底否定，或恶意贬低宋玉之意。其实，从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从人生主流思想来看问题，成熟后的宋玉，经历了楚国沧桑变化的宋玉，是应该肯定的，他心系国家，即使失职落拓，仍关注楚国兴亡。尽管他只是个文学侍从，但并未只作“倡优”之事，尽管他“终莫敢直谏”，但必竟是有所谏，尽管他不如屈原刚直，但仍有屈原精神。后人将屈宋并称，当不是只着眼于二人的文学贡献，也是对他们人格精神的称许。司马迁能在《屈原贾谊列传》中提及宋玉，也是将宋玉视为屈贾的同道，这表现了司马迁对宋玉“莫敢直谏”的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只是略感宋玉尚有所不足而已。

    二、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主观倾向
    中国古代的史家，自孔子作《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以来，在著史中就带有各自的主观倾向，无论官修者、私修者，莫不如此。司马迁著《史记》更是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史学观，他在《报任安书》中声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他向世人公示的他著《史记》的创作目的，其中“成一家之言”则是公然宣布他的《史记》是“一家”即个人的史学观的实践。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推知，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莫不渗透着他的喜恶褒贬，他的主观倾向。
    关于司马迁的史学观，是一个大题目，我们这里不准备展开去谈，而只欲说一说与其对宋玉评介相关的问题。司马迁关于宋玉的评介是附于《屈原贾谊列传》之中的，按照《史记》的体例，凡合传者，合传之两个或几个人物都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就《屈原贾谊列传》而言，屈原、贾谊二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后者又是前者的追随者、崇拜者，而二人的人生经历都是有志难成、怀才不遇、愤懑一生，二人之死更都是悲惨的，屈原之沉江辞世，贾谊之积郁亡命，均令人痛悼，可谓悲剧人生。我们知道司马迁对这两个人是充分肯定的。就附于《屈原贾谊列传》中的宋玉、唐勒、景差来说，司马迁记叙这三个屈原后学，决不只是因为他们“从容辞令”，是屈原辞赋的承继者，应该说，他们的生活遭际也有与屈原、贾谊的类似之处，他们的人格精神也应与屈原、贾谊相近。我们这里只谈宋玉，一者因为唐勒、景差于史料中资料太少，流传的作品也微乎其微，难以描述其一生经历，二者因为本文所谈的问题是关乎宋玉的。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宋玉的作品，从中可知：宋玉曾三次被谗，一次是说他“有遗行”（见《对楚王问》），两次是说他“好色”（见《讽赋》、《好色赋》），从宋玉的作品分析，宋玉并非是好色之徒，只不过是因其风流倜傥，而成为小人攻击他的口实，看来宋玉为官也并不顺利；宋玉最终被楚王遗弃，失职后漂泊南楚（见《九辩》），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宋玉虽“莫敢直谏”，但也屡有讽谏（见《钓赋》、《风赋》等），尤其在楚亡后，他“歌壮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飘疾”，亡国之痛溢于言表，“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隐志，可长久兮”（见《笛赋》），期待贤士复国之心拳拳切切，可以说算得上是正直的有良心的文人。尽管司马迁对宋玉还略存不满，批评宋玉“莫敢直谏”，但又不失时机地点评了他，事实说明司马迁对宋玉即使从主观倾向上说，也是基本肯定的，他起码把宋玉看作一个可以入史的历史人物，并且是可以在《屈原贾谊列传》中写上一笔的历史人物。
    尽管司马迁对宋玉是基本肯定的，但他只用简短的话语评介宋玉，且对其有“终莫敢直谏”的批评，这说明在司马迁心目中宋玉还不能与屈原，甚或贾谊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司马迁曾为李陵降匈奴事在朝廷上直言申辩，因而触怒了权贵，于是蒙受了宫刑之辱（从《汉书·苏武传》中关于李陵的记载看，司马迁的申辩是正确的。）正所谓“茸以蚕室，重为天下笑。悲夫！悲夫！”（见《报任安书》）由于他的这种人生遭遇，在他内心中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寄于深切的同情，对历史中直言敢谏的正直人物情有独钟。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不仅把只行过帝王之令而从未做过帝王的项羽列在本纪之中，而且在撰文中，突出描写项羽的丰功伟绩、壮烈人生，然而对项羽的一些暴虐之事，如坑秦卒、屠咸阳、烹说者等仅略笔带过，而在其他人的传纪中再去详述，以刻画项羽这位失败了的英雄的形象。这无疑是对悲剧人物项羽的深切同情。又如：在《滑稽列传》中，司马迁把历史上地位极底的倡优收入列传之中，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都成为他的描写对象，极力突写他们直谏、智谏的事迹，笔端含情，不无褒奖。这无疑是对他们敢于进言，谏君之过的首肯。由于司马迁同情悲剧人物，钟情敢谏之士，这便自然地形成了他衡量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奠定了他撰写《史记》，遴选历史人物入史的一个基调。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述“明圣盛德”，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在这种标准、这种基调的作用下，追求美政、直言敢谏、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以死相谏的屈原，理所当然是司马迁要大写特写的，追随屈原、上书劝政、无辜被贬、才高盖世、英年早逝的贾谊，理所当然是司马迁要充分肯定的。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声明的，“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议，《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而宋玉与屈原、贾谊相比，尤其是与屈原相比，毫无疑问，他是略逊一筹的。因而，司马迁对宋玉作了降格处理，没有用大篇幅去记叙他，更表示了一定的缺憾。可见，司马迁用简短的话语评介宋玉，用“终莫敢直谏”批评宋玉，是他的史学观所决定的。如果按司马迁的撰史准则来分析，在篇幅上这样处理，在人格上这样评介，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看来，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介，《史记》中对宋玉的篇幅处理，也代表了有汉一代一些文人学士的某种共识。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司马迁对宋玉是基本肯定的，首先，“从容辞令”，是司马迁对宋玉文学才能的肯定，其次，“终莫敢直谏”，也是肯定了宋玉微谏或者说智谏楚王的行为，只是对其没有达到直谏的程度表示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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