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中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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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是一种用故事来寄寓道理的文学体裁， 是比喻的高级形式。它篇幅短小，具有明显的讽谕意义， 以述说的故事为喻体，以阐述的教训和哲理为本体，具有极大的思想启示力量。其主题思想多是借小喻大，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此喻彼。
    寓言文学在世界上有三大发源地： 印度，希腊，中国。印度有经典《三卷书》《百喻经》 ；古希腊有集子《伊索寓言》；而中国古代却没有专门的寓言集。中国古代寓言夹杂在论说文和史传文中。 只是论证的手段，并未独立成篇。虽然如此，但中国古代寓言叙写生动，哲理深刻，独立流传，具有无穷魅力。
    先秦是古代寓言的产生期和第一个繁荣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空前的学术繁荣，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大局面。在学术争鸣中，出现了用寓言故事写政治哲学思想的倾向， 把寓言看作是一种战胜论敌的有效手段。当时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分裂局面， 也没有正统思想和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尽可以放胆言论，而无所顾忌。当时为了配合现实需要， 通俗而广泛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学派在吸取民间譬喻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
    《庄子》 寓言也正是在这种大背影下出现的。下面我仅从《庄子》对寓言体裁的贡献，《庄子》寓言内容分析，《庄子》寓言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作一个简要论述。
              《庄子》对寓言文体的贡献
    首先，“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开始的”（臧克家语），这是因为：
    １.作为一种文艺， 就应独立成篇。 而《庄子》寓言正呈现独立成篇的趋势。据《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  语文卷》记载，《庄子》共有寓言二百多个。如果不从“道”的角度去理解， 那它就是不连贯的一个个寓言故事，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严北溟先生干脆称其为“寓言集” 。严北溟在《中国古代哲学寓言选》的序言中说：“《庄子》 既是哲学书，也是寓言体。”纵观全篇，《庄子》大部分都是故事的叙述，纯粹的议论文字很少。 正如这部书自述其特点时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意思是寄托寓言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九， 借重先贤时哲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七。例如“内篇”七篇中，只有《齐物论》 和《大宗师》两篇较多议论性文字，但其中也有不少寓言故事。其它各篇大多由寓言所构成。
    ２.寓言要成为文艺，还必须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而在寓言中自觉运用各种虚构手段塑造形象，也是从《庄子》开始的。
    我们不妨把《庄子》寓言与其他寓言作个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
    《周易》 中的寓言是中国古代寓言的滥觞。其特点是词旨简炼。所以在表情描绘，动作描写等方面明显不足。例如，《周易》中有《驾车顶牛》这则寓言，原文是：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翻译成白话， 有人想叫牛后退几步，就只管用双手扳住车子向退，而牛呢，却拼命朝前走， 他这样蛮干，说不定将来还要吃刺头额、割鼻子的官司呢。文中对于这人如何用力扳，表情如何，牛的情状如何，都没有作细致的描写，只用了两个动词“曳”“掣”    《孟子》 中的寓言平易而辛辣，但其寓言是用来比喻或论证的，因此对于形象的塑造就不那么重视了。
    例如《揠苗助长》这则寓言，出现在孟子与别人的辩论语句中。原文如下：
    （孟子） 曰：“必有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 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文中对“揠苗” 的动作仅用“揠”而已，其神态仅“芒芒然”。与《周易》寓言相较，自然更进步，不过那只是为了议论。
    但《庄子》 寓言则不仅为议论，还更有感染力，因此在动作、神态描写上更具艺术性，更生动形象。如在《庖丁解牛》中，对解牛动作的描绘十分精彩。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足加奇），……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这段文字从视觉听觉两个角度对庖丁解牛进行了具体、 形象、生动的描绘。你看他的动作： 触、倚、履等；听他的声音的：哗然响然。又使用排比句式，这样语气连贯，既表现出他解牛时动作熟练， 又表现出其动作象舞蹈与音乐一样和谐有节奏。给声给形，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以下写庖丁谈自己解牛的经验体会，也无一句不是形象的语言。如碰见肌骨交错复杂的地方， 就要“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采取“怵然为戒”的审慎态度，最后还要以藏敛为自处之道。
    而与《韩非子》寓言相比，《庄子》寓言胜在情节等的虚构上。
    《韩非子》寓言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唇亡齿寒》《宋襄公打了败仗》就是历史，而《子罕不受玉》《真假宝鼎》等也是历史小故事。
    我们来比较一下寓言《唇亡齿寒》与《左传·僖公五年》中的记载。
    韩非子写的寓言《唇亡齿寒》 ：“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唇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
    《左传·僖公五年》 记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信，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
    两文相较，就会发现韩非子的这则寓言简直就是历史的转载。
    《庄子》 则不同，它的大部分寓言故事是虚构的，是作者精心创作的。如《秋水》篇中， 通过河伯与北海若的七问七答来讨论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作者虚构了河伯与北海若两个形象。 河伯始则“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后则虚心请教；北海若的形象则是广大，像博学的老师，其问答语言显然是花了心力的，七问七答，层层深入，推导出庄子的认识论，提倡无为的大智，摈弃有为的小智。
    再如《盗跖》 篇中，孔子盗跖确有其人，但无其事，庄子替他们安排了事件，描绘了肖像动作语言等。 “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开口就骂孔子是“鲁国之伪巧人” ，最后呵责孔子：“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尽脯之膳。”盗跖的强暴真是神情口吻毕现。 写孔则是温文尔雅，明白事理的儒者风度。尤其是对孔子在跖面前被数落得窘迫不堪的神态，写得更加精彩。
    孔子再拜趋走， 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对孔子作了辛辣的讽刺。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自觉运用多种虚构手段塑造形象自庄子始。
    其次， 庄子将动物植物及其他现象的拟人化，是他对寓言创作的一个突出贡献。为后来寓言创作拓展了新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手法。
    中国古代寓言中， 用拟人化手法创作的寓言极少，而人物寓言故事极丰富。这是什么原因呢？
    １.这与寓言多夹杂在议论文及史传文中有关。由于这两种文体或注意说理或注重记实， 动物植物说话的事自然越少越好；再者，那个时代的寓言被当作战胜论敌的有效手段， 而最具说服力的应该是源于现实社会中人各事。因此，人物寓言自然占了上风。即使有些动物植物寓言，也多是民间传说基础上写成的。
    ２.与各家哲学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不语怪力乱神”，自然没有拟人化的寓言立足之地。 查《论语》《孟子》《荀子》等书，无见一则动物寓言。而法家更强调法术势治理国家， 多从历史角度去考虑，其寓言故事当然更注重历史小故事啦。至于墨家，其为俭朴爱人， 其为文尚质主用，以内容取胜。据荀子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既“不知文”，自然也不肯在怪诞的动物植物寓言上花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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