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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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
一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接近京都。康成“把京都王朝文学作为‘摇篮’的同时,也把京都自然的绿韵当作哺育自己的‘摇篮’”。祖辈原是个大户人家,被称为“村贵族”,事业失败后,将希望寄托在康成父亲荣吉的身上,让荣吉完成了东京医科学校的学业,挂牌行医,兼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在康成一两岁时,父母因患肺结核病溘然长逝。祖父母便带康成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故里,姐姐芳子则寄养在秋同义一姨父家。康成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十分孱弱。两位老人对孙儿过分溺爱,担心他出门惹事,让他整天闭居在阴湿的农舍里。这位幼年的孤儿与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变成一个固执的扭曲了的人”,“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直到上小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
康成上小学后,不到三年内祖母和姐姐又相继弃他而去,从此他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父眼瞎耳背,终日一人孤寂地果坐在病榻上落泪,并常对康成说:咱们是“哭着过日子的啊”!这在康成幼稚的心灵投下了寂寞的暗影。康成的孤儿体验,由于失去祖父而达到了极点。
对康成来说,他接连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的童年没有感受到人问的温暖,相反地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内心不断涌现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是形成川端康成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这便促使他早早闯入说林书海。小学图书馆的藏书,他一本也不遗漏地统统借阅过。这时候,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憧憬。
1913年,川端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文学书堆里,开始接触到一些名家名作。他从不间断地做笔记,把作品中的精彩描写都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国文学和汉文学成绩最佳,他的作文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1914年5月,祖父病重后,他守候在祖父病榻旁,诵读《源氏物语》那些感时伤事的、带上哀调的词句,以此驱遣自己,溺于感伤,并且决心把祖父弥留之际的情景纪录下来,于是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篇《十六岁的日记》既是康成痛苦的现实的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内里的诗情,在此也显露了康成的创作才华的端倪。秋天,他就把过去所写的诗文稿装订成册,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主要收入他的新体诗三十二篇,后者是中小学的作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康成开始具有文人的意识,已经萌发了最初的写作欲望。
这时候起,川端立志当小说家,开始把一些排句、小小说投寄刊物,起初未被采用。
到了1915年夏季,《文章世界》才刊登了他的几首俳句。从此他更加广泛地涉猎世界和日本的古今名著。他对《源氏物语》虽不甚解其意,只朗读字音,欣赏着文章的优美的抒情调子,然已深深地为其文体和韵律所吸引。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他从事写作时,少年时代那种如歌一般的旋律,仍然回荡在他的心间。
1916年第一次在茨木小报《京阪新闻》上发表了四五首和歌和九篇杂感文,同年又在大阪《团栾》杂志上发表了《肩扛老师的灵柩》。这一年,他还经常给《文章世界》写小品、掌篇即微型小说。《文章世界》举办投票选举“十二秀才”,川端康成名列第十一位。对于立志当作家的少年来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川瑞康成1917年3月于茨木中学毕业后,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到了东京,开始直接接触日本文坛的现状和“白桦派”、“新思潮派”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正在流行的俄罗斯文学,这使他顿开眼界。他在中学《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千代》,以淡淡的笔触,描写了他同三个同名的千代姑娘的爱恋故事。
事实上,川端成人之后,一连接触过四位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感情。其中对伊豆的舞女千代和岐阜的千代,激起过巨大的感情波澜。
伊豆舞女千代是川端上一高后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他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自然也激起了感情的涟漪。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舞女,“就像一颗彗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地闪流”。
歧阜的千代,原名伊藤初代,是川端刚上大学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相识、相恋的,不久他们订了婚。后来不知为何缘故,女方以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为由,撕毁了婚约。
他遭到了人所不可理解的背叛,很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从此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心,而且陷入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之中,变得更加孤僻和相信天命。
1920年7月至1924年3月大学时代,川端为了向当时文坛挑战,改革和更新文艺,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复刊《新思潮》(第六次),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描写马戏团女演员的悲苦生活,比较成功。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
川端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恋爱生活的失意,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的回忆》。1923年1月《文艺春秋》杂志创刊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又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
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大学时代,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与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到了指导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法和运动方向的作用。但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并无多大的建树,只写了《梅花的雄蕊》、《浅草红团》等少数几篇具有某些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他甚至被评论家认为是“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后来他自己也公开表明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他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就是试图在艺术上开辟一条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受性的基础上,对力求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作了新的尝试。
川端从新感觉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又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上寻找自己的出路。他首先试写了《针、玻璃和雾》、《水晶幻想》(1931),企图在创作方法上摆脱新感觉派的手法,引进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而成为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的作品之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上,《水晶幻想》比《针、玻璃和雾》更趋于妇熟,故事描写了一个石女通过梳妆台的三面镜,幻影出她那位研究优生学的丈夫,用一只雄狗同一只不育的母狗交配,引起自己产生对性的幻想和对生殖的强烈意识,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呻吟。在创作手法上采取“内心独白”的描写,交织着幻想和自由联想,在思想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文学的颓废倾向。
翌年,川端康成转向另一极端,无批判地运用佛教的轮回思想写了《抒情歌》,借助同死人的心灵对话的形式,描绘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女人,呼唤一个死去的男人,来诉说自己的衷情,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心灵交感”的佛教式的思考与虚无色彩,也贯穿在他的《慰灵歌》之中。
川端康成的这段探索性的创作道路表明,他起初没有深入认识西方文学问题,只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即单纯横向移植。其后自觉到此路不通,又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完全倾向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即单纯纵向承传。最后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理路,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协调,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表述方法。即使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注意日本化。《雪国》就是在这种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的思考中诞生的。
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
一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接近京都。康成“把京都王朝文学作为‘摇篮’的同时,也把京都自然的绿韵当作哺育自己的‘摇篮’”。祖辈原是个大户人家,被称为“村贵族”,事业失败后,将希望寄托在康成父亲荣吉的身上,让荣吉完成了东京医科学校的学业,挂牌行医,兼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在康成一两岁时,父母因患肺结核病溘然长逝。祖父母便带康成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故里,姐姐芳子则寄养在秋同义一姨父家。康成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十分孱弱。两位老人对孙儿过分溺爱,担心他出门惹事,让他整天闭居在阴湿的农舍里。这位幼年的孤儿与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变成一个固执的扭曲了的人”,“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直到上小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
康成上小学后,不到三年内祖母和姐姐又相继弃他而去,从此他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父眼瞎耳背,终日一人孤寂地果坐在病榻上落泪,并常对康成说:咱们是“哭着过日子的啊”!这在康成幼稚的心灵投下了寂寞的暗影。康成的孤儿体验,由于失去祖父而达到了极点。
对康成来说,他接连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的童年没有感受到人问的温暖,相反地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内心不断涌现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是形成川端康成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这便促使他早早闯入说林书海。小学图书馆的藏书,他一本也不遗漏地统统借阅过。这时候,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憧憬。
1913年,川端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文学书堆里,开始接触到一些名家名作。他从不间断地做笔记,把作品中的精彩描写都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国文学和汉文学成绩最佳,他的作文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1914年5月,祖父病重后,他守候在祖父病榻旁,诵读《源氏物语》那些感时伤事的、带上哀调的词句,以此驱遣自己,溺于感伤,并且决心把祖父弥留之际的情景纪录下来,于是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篇《十六岁的日记》既是康成痛苦的现实的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内里的诗情,在此也显露了康成的创作才华的端倪。秋天,他就把过去所写的诗文稿装订成册,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主要收入他的新体诗三十二篇,后者是中小学的作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康成开始具有文人的意识,已经萌发了最初的写作欲望。
这时候起,川端立志当小说家,开始把一些排句、小小说投寄刊物,起初未被采用。
到了1915年夏季,《文章世界》才刊登了他的几首俳句。从此他更加广泛地涉猎世界和日本的古今名著。他对《源氏物语》虽不甚解其意,只朗读字音,欣赏着文章的优美的抒情调子,然已深深地为其文体和韵律所吸引。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他从事写作时,少年时代那种如歌一般的旋律,仍然回荡在他的心间。
1916年第一次在茨木小报《京阪新闻》上发表了四五首和歌和九篇杂感文,同年又在大阪《团栾》杂志上发表了《肩扛老师的灵柩》。这一年,他还经常给《文章世界》写小品、掌篇即微型小说。《文章世界》举办投票选举“十二秀才”,川端康成名列第十一位。对于立志当作家的少年来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川瑞康成1917年3月于茨木中学毕业后,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到了东京,开始直接接触日本文坛的现状和“白桦派”、“新思潮派”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正在流行的俄罗斯文学,这使他顿开眼界。他在中学《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千代》,以淡淡的笔触,描写了他同三个同名的千代姑娘的爱恋故事。
事实上,川端成人之后,一连接触过四位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感情。其中对伊豆的舞女千代和岐阜的千代,激起过巨大的感情波澜。
伊豆舞女千代是川端上一高后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他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自然也激起了感情的涟漪。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舞女,“就像一颗彗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地闪流”。
歧阜的千代,原名伊藤初代,是川端刚上大学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相识、相恋的,不久他们订了婚。后来不知为何缘故,女方以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为由,撕毁了婚约。
他遭到了人所不可理解的背叛,很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从此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心,而且陷入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之中,变得更加孤僻和相信天命。
1920年7月至1924年3月大学时代,川端为了向当时文坛挑战,改革和更新文艺,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复刊《新思潮》(第六次),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描写马戏团女演员的悲苦生活,比较成功。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
川端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恋爱生活的失意,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的回忆》。1923年1月《文艺春秋》杂志创刊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又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
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大学时代,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与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到了指导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法和运动方向的作用。但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并无多大的建树,只写了《梅花的雄蕊》、《浅草红团》等少数几篇具有某些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他甚至被评论家认为是“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后来他自己也公开表明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他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就是试图在艺术上开辟一条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受性的基础上,对力求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作了新的尝试。
川端从新感觉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又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上寻找自己的出路。他首先试写了《针、玻璃和雾》、《水晶幻想》(1931),企图在创作方法上摆脱新感觉派的手法,引进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而成为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的作品之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上,《水晶幻想》比《针、玻璃和雾》更趋于妇熟,故事描写了一个石女通过梳妆台的三面镜,幻影出她那位研究优生学的丈夫,用一只雄狗同一只不育的母狗交配,引起自己产生对性的幻想和对生殖的强烈意识,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呻吟。在创作手法上采取“内心独白”的描写,交织着幻想和自由联想,在思想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文学的颓废倾向。
翌年,川端康成转向另一极端,无批判地运用佛教的轮回思想写了《抒情歌》,借助同死人的心灵对话的形式,描绘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女人,呼唤一个死去的男人,来诉说自己的衷情,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心灵交感”的佛教式的思考与虚无色彩,也贯穿在他的《慰灵歌》之中。
川端康成的这段探索性的创作道路表明,他起初没有深入认识西方文学问题,只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即单纯横向移植。其后自觉到此路不通,又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完全倾向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即单纯纵向承传。最后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理路,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协调,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表述方法。即使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注意日本化。《雪国》就是在这种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的思考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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