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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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哲学是生命哲学。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因此，他的思考具有终极意义。那些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批评家们必然缺乏与他对话的基础，更没有无端攻击他的权利。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没有比它更优先的。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这是最高目的，没有比它更重要了。

　　以这样一个事实为起点，以这样一个目的为旨归，庄子问：人，尤其是被抛在滔滔乱世中、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创造生命。

　　上一章讲天道观，天道作为“大宗师”，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全部思想的纲领。以下几章皆由此延展开拓出去，反过来又深化了这一主旨。

　　人间之苦皆由“世与道交相丧”而起，但抨击人间苦难只是初步，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幸福。蝴蝶梦是庄子人生理想的形象化描述，而通乎生死、本动于心是走向逍遥之路的关键。“用无用”是一种处世态度，以无用之用、木材之材入“人间世”，既不逃世，也不急流勇进，而为逍遥游作铺垫。然后，由安而顺，由顺而游，层层深入，最后达到逍遥大通之境。

　 “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生息着一群忧患深重的生灵。也许他们有过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有过繁庶富裕的白银时代，也有过英勇尚武的青铜时代，但终于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黑铁时代。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观。（赫西俄德：《神谱》，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而从太平世、升平世沦落为据乱世，是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令人惊讶的是，古希腊和中国几乎是在同时步入了第三个时代（据乱世），或者说，他们同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感和历史的悲怆感，而这个时代又是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顶峰。

　　但文明的演进从来没有消除世间的苦难和人心的焦虑。一部人类史可以说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力求摆脱痛苦的历史。

　　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人类集体大屠杀之后，人们终于想起放下屠刀，洗干血迹了。重刑酷杀废止了，暴力革命减少了，但局部战争依然频繁。社会变成了一座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在“权力与知识”巨网的保障下，以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来控制和驯服心灵。换言之，现代社会较以往社会有着更完善的机制，但现代生活的焦虑显然比过去多得多。尽管现代人表面上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受到更多的约束，尤其是那些不在当场、甚至匿名的社会产物以潜在方式所施加的约束。结果所谓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变被迫控制为暗中支配，受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受官僚程序的支配，受各种社会化了的本来没有意义的欲望的支配……

　　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较之以往既繁多又复杂。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他不得不端起他亲手酿造的苦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制造出来的。这杯苦酒是他割舍不下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苦难是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去回应它。人间有多少种苦难，就有多少种关于苦难的思考：是追求永恒还是及时行乐？是逍遥无为还是积极进取？是看破红尘还是挺身而入？是规规矩矩还是浑浑噩噩？

　　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以实际的生活为这些思考做出现实的例证。但是自古“悲苦之词易写，欢愉之词难工”，悲苦的人生体验要远远胜过对欢愉的感受。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悲痛，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悲剧，也许更多的是焦虑和无聊，沉闷加麻木。也许人类最终会走向大同，但这对于我们不是活着的根据。我们要问的是现在：天下有至乐有无哉？（《至乐》）

　　庄子说“有”，但首先要认清人生的苦难和苦难的根源。既然苦酒是自己酿成的，还是要先尝一口。

　　这是个乱世。“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之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过，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达生》）比如三国时的嵇康曾作《养生论》，认为“修德以保身，安心以全身”。但却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在权力倾轧中为当权者所杀。后人说他“养生而不知养身”，（牛僧孺：《养生论》，《全唐文》卷六八三）杜甫诗曰：“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嵇康的故事虽然后于庄子的时代，但亦足以作为诠释的例证：乱世中养生、养身太难了！

　　乱世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如想趁火打劫者，想拯救天下者，还有想养生全形的人。想拯救天下的人，不外乎以伦理教化治世和以暴易乱两条途径。前者抵不过混水摸鱼、暗渡陈仓的人，后者为瞒天过海和借刀杀人者提供了借口。“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昏上乱相，或荒yin或暴虐，或逐鹿中原争城夺地，或杀人盈野抢夺财货，于是社会大舞台上频繁上演着无数悲剧、闹剧、惨剧。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个人恐怕不但无力回天，而且不知不觉变成了悲剧中的牺牲者，闹剧中插科打诨的小丑。

　　社会的价值规范也分化崩解为各种对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约的碎片，任何一种行为都能找到相应的“理由”，任何批评也不具备绝对的效力。个人成了荒原上的流浪者，“人生本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但是，即使人生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它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试问，人生的苦难究竟是因为本性被压抑而不得抒发，还是因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丧失呢？庄子说，兼而有之。

　　当本性在压抑中变成了机巧伪诈，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层网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当本性被重重浓雾所笼罩，本心便在被动压制和主动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丧失了“天真”。

　　因此，一个人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是否完美。一个良好的社会至多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不良的社会不能成为个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决于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识。这样的人即使在乱世也能独善其身。否则，随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

　　庄子说，百年大木，被割开做成“牺尊”，加以青黄之色的文饰，而不用的部分被弃于沟中，牺尊与弃木相比，美丑虽有差别，但从丧失本性来说是一样的。夏桀、盗跖与曾参、史鱼相比，行为的好坏是有差别的，然而从丧失本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天地》）

　　但这并不是说，善恶本身没有差别，而是说，相对于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来说，这种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道家鼓吹无恶不作与居仁行义一样自然，一样合理，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庄子接着说，丧失本性的表现有五种：一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是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是五臭熏鼻，激扰嗅觉；四是五味浊口，败坏味觉；五是好恶迷乱人心，使性情浮动。这五者，都是生命的祸害。（《天地》）

　　那么，是不是五味浊口人就不该吃饭？五色乱目人就该做睁眼睛？五声乱耳就该掩耳盗铃？当然不是。五色未必乱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么当然心神摇荡，追逐美色去了。好恶未必乱心，但有好恶就必然有某种立场和先入之见，如果固执地坚守这种立场和由此而来的善恶正邪分别，那么要是它们不合天道的话，则必然带来恶果。宋明儒士以理杀人便是例证之一。

　　所以庄子批评主张纵欲的杨朱和主张禁欲的墨子，认为他们只是在欲望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却没有考虑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没有考虑到还有实质上的变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杀欲望的“无无”境界。换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识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扰人生的。因此，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名言，其实是把人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永远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庄子讽刺道，那些人好恶声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饰拘束着身体，栅栏塞住了内心，绳索捆住了身体，眼看着在绳捆索缚中还自鸣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话，那么被反手缚绑的罪人、囚在兽栏中的虎豹，岂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

　　虎豹囚在笼中，一开始还愤怒咆哮，在绝望中挣扎，但不久就习惯了笼中的生活，习惯了定时送来的丰厚食物，再也没有饥肠辘辘的痛苦了，再也没有担惊受怕的自然生活了。“生龙活虎”不再“困兽犹斗”，而是成为“识时务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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