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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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昆仑》（一九三五年十月）：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大气·想象·成功之作

 

这首长调可与小令《蝶恋花·答李淑一》并称为毛词的双璧。假如单在长调里排座，第二位也许该数到《贺新郎·读史》。《昆仑》把毛大气磅礴、想象雄奇的特点表露得最为充分，简直像皮球打足了气似的，你不拍它它都自己想蹦。《沁园春·雪》里，气魄同样大，想象便看不出怎样突出。

古代先辈里，最有气势的数苏东坡、辛弃疾、陈其年三家，我阅读的印象，他们全赶不上毛的大气。前人曾把苏、辛做过对比，说苏如“衣冠伟人”，辛是“弓刀游侠”，大概指苏比较平整、文雅一些，辛颇有点儿放荡、粗野了。汉朝名将李广与程不识同时，史载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而李“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打起仗来，李随时随地，变化出奇，可想程正统，不会那样不守规矩。这两人不妨借来揣称苏辛词境的一个侧面。东坡没打过仗，辛幼安打起仗来，像也有李广的派头，他曾带一小队人冲进敌人大部队里，把一个叛徒活捉过来，这事也可跟李广夺胡儿马比美。苏对婉约派革命，以诗为词，在传统看来，已经很粗野了，所人连他的弟子也说他不是“本色”当行；辛更以骚为词、以文为词，越加不堪。不过，都还比不上陈其年走得远，他粗得简直像绿林好汉，骠悍野性，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痛快淋漓。他风格变化多端，几乎所有婉约派的风调，在他那里都找得到摹本，可见雅起来，他也并不怯场。他那枝笔像有魔怪附身的，能把一个事物、情感、思想写得穷形极相，原形毕现，决无格格不吐、一间未达之憾。他具有把握笔的超凡能力，这是非常罕见的才华。单论笔力之重、笔力的刺激性、煽动性——也就是说，直接触发力，不唯毛赶他不上，苏辛也要喘着气才跟得他上来。从婉约派的以词为词，到东坡的以诗为词、幼安的以文为词；从衣冠伟人到弓刀游侠、绿林好汉；这是个由内缩而外拓的过程，同时，相连带地，也是个气魄不断增大的进程，因为它涵有突破束缚的趋向——陈其年的气魄超过苏辛，不过，他的气魄猛，毛的气魄大，性质大不相同。借古代的说法，陈秉有的是“霸”气，毛可称得起“王”者之气。毛的大气，得力于他政治家的气质、身份。诗能在这个意义上占政治的便宜，是大好事，只要政治不得寸进尺，插手诗的评价。诗跟政治其实无妨互相揩油的，比方政治家因为有诗歌素养，因而另具魅力，对他从政，无疑也有帮助；《左传》里记政客们折冲樽俎，就个个满口背《诗》，弄得政治有点儿民间赛歌会的意味，比当今打的官腔有趣得多。毛那样大气，咱们也不必小气，这点便宜咱们也乐得让政治去捡。

这首词的下片给人印象很深。“倚天剑”之类意思，是古来的常谈，早普及为公器，诗人家家都可用得，不算抄袭，没人来管是非。毛所佩服的作家李贺便说：“踏天磨刀割紫云”。宋玉只说：“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李贺换剑为刀，并且添油加醋，补充了许多细节：脚踏上天庭，而且正大刀阔斧地磨这刀，预备去割紫云。这样写来，便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他的重点好像不在“割”字，而在“割”之前的“磨”；不写已完成之事，只写要去完成之势；好比“出拳前的缩拳”、引弓待发的那一刹那，愈蓄有即将打出的惊险之势。钱锺书在《读拉奥孔》里详论过莱辛“富于包孕的时刻”，也许我对李贺这句的体会，出于戴了钱氏的有色镜，未见得合于李贺文意。古诗《木兰辞》有“磨刀霍霍向猪羊”一句，李贺这句也似闻得见霍霍刀响，有种威慑力、血腥味。“磨刀”这个补充，当得起俗语“磨刀不误砍柴功”，并非多余，而很有实用。毛的写法与李贺完全不同，他只简洁地把剑抽出来，轻易地把昆仑“裁”为三截。他的笔性与李贺迥异，没那么锐猛，不注重刻画，所以穷形尽力的“磨、踏”，他便不感兴趣，像不屑使那么大傻劲儿。他那个“裁”字气质平缓，显得举重若轻，不费吹灰之力似的。倘叫李贺用来，大概会换上“割、削、斫、切”那样动感、力度很强，音色尖利斩绝的字眼——古代语音甚至当代好些方音里，这四个字都属入声，一种最突出特殊的音调——可是，这样写法也就见得使出吃奶的劲头、浑身的解数，不如毛的从容大气了。我觉得对照着读，李贺那句显出点儿伧父气——当然，我们不必对照着读，因为李贺的句子别有好处，只对照这个侧面，以他的下驷敌毛的上驷，对李未免不公平；我只想借此见出毛的特点。毛继承了古人的遗产，他不是败家子，而把这遗产经营发展，那柄代代相传的古剑，给他用来割昆仑，构成伟岸恢宏的气象。在他另一个著名的想象里——《答李淑一》——他请出嫦娥吴刚，也借助古人已有之物。他很少一空依傍地创造独辟的景象，而往往扶着前人的肩膀走路，把前人建好的房子再加盖几层；这表明他保守的倾向，也表明他缺乏征服陌生事物的笔力。

这首词里，毛成功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把昆仑裁为三截后，“一截遗欧，一截赠美”，好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读者立即知道这是“大同”理想；联系到他的事业，这大同理想还不是《礼记》里幻想的那种，而是马克思设计的那种。当然，马克思得以在中国传播、托根，很可能与《礼记》那个古老理想深入民族心灵有关，康有为曾依傍那个理想，直到近来讲“小康”，名字还从《礼记》那段里摘出来的。叫人惊异这个以流变不居著名的世界上，会有那样顽固的继承性；我也隐隐由此想到，一个学说在民众间的传播，往往不在于它论证得使人信服，而别有更深微幽隐的因素，任何时代，群众都没有从学理上了解过自己所信奉的理论。当然，词不是政治学说的论文，它也不可能向我们介绍大同理想的细节，所以，通过昆仑这个意象传达的大同理想，其实还是个两面派、具有兼容性，既适合《礼记》那个本土的型号，也适合马克思那个舶来的型号。我们得参照作者的平生、思想，才能给这个理想贴上特别的标签——这是文艺写作天生具有含糊性、作者的限制不可能天网恢恢的一个例子，同时也是读者具有理解主动性的一个例子。

这首词毛也做了自注：“昆仑：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他讲主旨是反帝国主义，正像他注《沁园春·雪》讲的“反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一样，没讲得具体。帝国主义至少可以分别出两咱意义。一种是到中国来搞瓜分的。写这词的一九三五年，欧美在中国都有旺盛的势力，日本尤其张大了狼样的馋嘴，爪子都已经伸进来了。红军正进行的长征，口号便是北上抗日。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当然得打掉它才会成功。就第一种而言，反帝是民族、爱国主义的反帝，它不要求打到帝国主义的家里去，只要求帝国主义别打到咱们家里来。近百多年，中华民族最重大的任务莫过于此，共产党大半时间主要反的也是这一帝。就一种而言，反帝是共产主义的反帝，它胃口大得多，帝国主义在自己家里也呆不稳，非得连它的老家端掉，变为天下一家。词里没有提供第一种反帝的意象。不过，稍拐个弯，它含有第二种意象。经毛一提示，我们立即想到欧美都是老牌子的帝国主义；把昆仑向那里送货上门，无异把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覆盖那里。毛在长征途中写这首词，论理他首先想到的该是反瓜分之帝。不过，具体一首词的写作，未见得跟一个长时期的思想完全合一；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也并不时时刻刻贴在心上撕不下来，像好些风湿患者贴在太阳穴的膏药似的。我印象里，不少解释家害一个死心眼儿的毛病，把首首诗都跟作者某时期的思想主调、事务主流死扣在一起，不容许作者在诗里为自己分一下心、喘一口气，像要把作者活活憋死在那里。实际上，一个人的心灵生活、日常生活总是侧面繁多、变化不定的，决不像解诗家的心眼那样死。这些活泼泼的侧面都可能在诗里流露；同时，诗本身还受当下景物、题目、形式、甚至应酬需要的左右，它跟作者的心灵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我们在这里，也不必定要根据当时的大事，论证毛注的“反帝”是第一种意义，来跟毛为难；毛含糊的话能在词里找到解释，那便行了。

毛自注的下半段说：“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据《毛泽东诗词集·出版说明》，这些话写在一九五八年。看来一九三五年初写此词时，毛甚至都没想到日本，无妨把这事拿来做证，说明毛立意不在第一种反帝，而在第二种。写自注时，毛想起了遥远的日本，却忘记了眼皮下的文艺常识。他又跃跃然想做地理教员，指着地图册来一一列举帝国主义国名。诗不必面面俱到地念花名册，像教师上课点名似的；只消举出代表，以偏概全，叫人知道意在一锅端便可。假如条件允许，把日本补上，当然也无妨。可是这里的格律窄狭紧凑，匀不出那个小岛国的席位。毛只好把不着边际的“东国”来包指日本、中国，结果日本那个小岛没浮出海面，中国这片大陆反而淹下水面了。况且，他既然这样善于计数，该注意到加上日本，昆仑只三截便要分赃不匀，麻烦还大，他所预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怕会在他的词里先打起来。杜牧写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句子。我记得少年时候乡居，有位退休教师——他是我的高辈份的本家尊长——跟我谈诗，拿出他写的一篇辩证文章，大意说，寺有五百零三座，要把杜牧的诗改过来。似乎古人也有类似见解，可见“算博士”一族人丁颇为兴旺。杜牧自己大约不会改那句；尽管把虚写换为实写，对这句诗实际也无损，可是我想想象他会偏不改，好跟算博士别扭一下。毛自己要改这句，可能由于政治家的头脑暂时挤走了诗人的头脑，一时迷混。“东国”一个词似乎不大有人把它入诗，有点儿生硬，不知是不是毛自造的；毛博洽，不比我没读几本书，也可能他从哪里见过。总之，它既掩盖国名，还无谓地给阅读制造麻烦，好比光洁的脸上长个瘤子。袁枚曾说诗常改好，也会改坏；不过，我们得承认，即便生出这个瘤子，毛这首杰出作品也不会受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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