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一

单从理论上看，“我手写我心”也未见得圆通，因为找不到绝对的“我心”。心本身由外界薰习而成，而且随时流变。真正属于“我心”固有的，也许只有初生时的生理状况，它可能给外界的薰习加上限制、附带偏向。可是我们知道，初生者的心理状况远远与诗心相离、写诗作不出。虽说做房子总得有地基，可是不能把地基便当为房子，躺在地上露宿过日子。自己的经验和古人的薰陶，便是建立“诗心”的两个因素——我不提当下的文艺氛围，因为它的影响可归并入经验和薰陶。我们的艺术素养，几乎完全来自于古人和传统。关于从古人那里培养诗心，清末民初的况周颐有顶亲切的描述，仿佛在他的《蕙风词话》里。当然，心一旦稍稍成形，它自己便会有意识地甄别、挑选外界的影响，并且在外力下持续地改变自己。比如小孩子下了地，便要讨吃喝，到处乱跑，不完全受生身父母的控制。这时便称得起有“我心”了。不过，这个心并不会心眼太死，而心地颇宽；它是开放的，无论对古人，还是经验；倘把它比方为房子，这房子当然上了门闩可以拒客，可是也终究开了门可以迎客。从前的古人、经验整合为心的模式、思想情感倾向，今后的古人、经验还会不歇气地来参与这个“心”。具体写作一首诗时，故意跟古人别扭，或者逮着古人不放手，这都表明心不够自由，而给古人牢笼住了。后者像幼弱儿童对父母的绝对依赖，前者也不过半大孩子跟大人的犟头斗气，只显出他们终是父母的孩子，受父母的控制。每首诗都是当下经验与心灵状态的杂交，古人没法拒绝，他已经躲在诗心的背后；古人也不消拒绝，假使这诗与古人相通，犯不着非跟古人较劲，因为那实际上是跟自己过不去。诗的本份该是自由地传达感受，而古人也自由地在诗作与感受中来往，他配了通行证的，想挡都挡不住。

创作里，诗人与古人的关系不可呆看；批评家的谱牒学也就不能死背。对毛的创作而言，尤当如此，因为他不是专职文人，未见得有明晰的诗学，他是不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诗学而有意识地啃剥古人，大可存疑。不过，谱牒学也自有功用，把诗人与古人类比、对比，我们对他风格的体认便更容易、更清晰；这好比舞台上拿各个侧面的灯光来照一个主角，他全身的细节便都凸露出来——不待明说，大家看得出我这段话意在替自己辩护，因为我前边也很翻了一阵毛的谱牒——虽说我完全没资格自称为批评家。

豪放与婉约

范仲淹在古代声名不小，建国以后，越发膨胀了。这当然由于他《岳阳楼记》中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代文人本来有济世的责任感，经世用世的传统，他们利益和心理上也一直把自己挂靠在政治和权力上。即便身在隐居庐里，心也遗留在魏阙，眼也仰盯着政界。这点《岳阳楼记》中有明白的表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个人修成这种境界，当然极为了不得。不过，纯看境界本身，它底下隐含着一种倾向、散播着一种气息：对个人意识、思想、生活的蔑视。政治这东西虽然嘴巴笨，它讲的话你总也弄不清底细；可是鼻子灵，它一下便嗅到这种气息，可资利用。古代用得厉害，现代更变本加厉。古代的教化和现代的教育，都做这个工作——尽管建国以后批儒家最不留情面，可是老实讲，它的统治受惠于儒家的不知有多少，值得花一本大书来算这笔账——建国以来，大学小学在背范氏那句名言，大小作家的教训文章里在引那句名言，范氏的知音真可谓遍天下了。不过，大家各自明白，应声和应制而已，没有谁真对他的境界感兴趣。所以出现一个奇怪现象，范氏几于全民皆知，而只有绝少人对他有点儿了解——我本人便不大知道他——假使真受他的境界吸引，要跟他认同或者向他靠近，会这样漠视他本人，那便算心理上的奇迹了。不问可知，大家跟他打的那点儿交道并非发自内心，而出于外加。《岳阳楼记》讲完那句名言，便拿一个感叹结束；范氏地下有知，他今天会把这个感叹加重语气再发一遍：“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讲大家漠视范氏，并非乱道，而有证据的，譬如，很少有人了解他在词上的创作。毛博览，当然读过范氏的词，而且做过评论。他先引范氏两首词，这两首词历代选本都不会漏掉的。一首《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是这位被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被西夏畏称为“小范老子”的范文正公守边时写的，据说并不止一首，都以“塞下秋来”起头，可惜其余的没有传下来。毛对这两首词发表议论道：“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者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从末一句看来，毛并不像普通家庭那样，直接跟妻子和女儿对面，一边闲谈一边交流，把范词拿出来朗读或者传观；他把这通感想写下来，然后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转交；就好像批公文似的，写下“请转某某同志一阅。”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有点儿特别。我想起一则逸闻。英国不知哪位女王去敲她丈夫的房门，丈夫问是谁，她答“英国女王”；丈夫不理她，再问是谁，她答自己的名字，丈夫还不理；最终她柔和地说：“你的妻子”，门才得开。也许跟干一切行当一样，元首当久了也会形成职业病。我不知毛的妻儿收到这样经外人转交的家庭公文时有何感受。这是题外话。在这篇公文里，毛把词分为两派，并且透露自己偏向豪放。

拿婉约与豪放来分别古代词的风格倾向，当然有它的方便，但是它太不精细了。词史上那么多风格各相区别的作家，是不易简单地把两顶大帽子全体罩盖的，因为各家的脑袋规格、形状都颇为不同。只谈豪放婉约，有些像李逵不分青红皂白的抡板斧“排头砍去”了。古代批评家并不这么笼统，毛自己也有领会，他觉得范氏那两首词便介于两者之间——不过，仍要归它们入婉约，好成就那个二分法。实际上，范氏《苏幕遮》上片已经很有豪放派风度，《渔家傲》通篇几乎已不存婉约气息。毛说“基本上仍属婉约”，而不讲基本上已属豪放，看来他听惯后代豪放派声嘶力竭的喊嗓子，给豪放派定的调门比较高。历来豪放派的溯源，除《花间集》里一丝半点写塞上的作品——比如毛文锡《甘州遍》——便数到范氏这首《渔家傲》。那时候，豪放派还没有眉目，欧阳修词学观念较为正统，所以讥笑《渔家傲》为“穷塞主之辞”。这个评语大概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严正的斥责，而像朋友间的互相调笑，不过，观念的区别一目了然。可是，欧阳修自己的好些作品，比如《采桑子·西湖念语》那组名词，虽调门不高，也决非“婉约”二字讲得尽或者讲得准的。《朝中措·平山堂》更谈不上婉约，而俊快、豪爽、洒脱。王国维《人间词话》引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两句，称赞道：“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直接把“豪放”一词来品目欧阳修。论者还常讲欧阳修“疏隽开子瞻”，疏隽大概不易讲成婉约，子瞻在我们心目中婉约的印象也决不会太重。范氏是个特别的作家，他似乎无意以文学名家，可是文、词都有名作。他能开豪放的先河，唱出豪放那第一声——我没有算上毛文锡——也许正因为他无意为词，因而不大注意词的规矩，心理、笔路承担的传统负荷要弱得多；他写作时，也便能更自由地把笔直追自己的经历、感受。非专业人员总享有法外治权的；当然，在以笔达意的训练上，他绝对的专业水准。

词论家向来对范氏注意不够，也许他存词太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吓唬人。他婉约的方面，“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两句，以后写同类情景、用相近笔法的篇什，都没有能超过他。“酒未到，先成泪”比他自己先前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更进一解。李清照名句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脱胎于范词，而多了些机趣、流动，可是论情感的诚挚，还隔一尘。眉头和心头都是愁爱去的地方，范氏好像说：愁要来，眉头和心头都害怕，忙不迭地闪避，把愁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可是终躲不过。范氏写景，已经纯是豪放派气象，而不像《花间》和柳永，偶有一篇、一二笔阔大。前边引到《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他的《御街行》：“珍珠簾卷玉楼空，天谈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虽然并不鼓努作气，景象的雄阔，瞎子也看得见。他有一首词似乎从没有人提到。《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这词里发议论、搬事典、甚至用口语，都该列为创辟之作，从前并没有人在词里这样胡来过。这点且不详论，只看它的风格，尤其神似苏辛一脉好些二流作品；假使把它收到辛弃疾的集子里，我看没有人会把它剔出来。也便是说，豪放派好些艰辛探索后的模式，他老早便轻巧地弄过了。豪放派见了他，应该爽然若失，好比孙猴子翻斤斗云去天柱边洒了尿后，忽然发现只到了如来佛的手指边。范氏只存下来五首词，两首算得正牌的豪放词，另两首写景早抢了豪放派的先，剩下来那首也决不软媚，可以收入《东坡乐府》的。只把他豪放词的比例看作五分之二，我凭印象估计，东坡的豪放词未见得超过这个标准。范氏吃亏在词太少，背后也没一群跟随者起哄，所以开宗立派的荣誉给东坡混走了。豪放派的发明权我们争不回来，可是，假如我们不势利，至少得把豪放词的发明权注册在范氏身上。他早就写出成熟的豪放词，东坡已落第二乘。也许有人要讲，我这个说法也足够势利，为什么豪放词的版权不能判给名气更小、更不起眼的毛文锡？我觉得毛文锡那一篇只是偶然之作，出于意外，他整个风调、其余作品里连一点豪放的兆头也没有；不比范氏，豪放是他的老习惯，尽管未见得是有意为之。当然，我这个回答，意见不同者会当为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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