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丝。华顿和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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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丝。华顿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与她相差几乎一个世纪的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份量的作家。尽管她们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但相似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背后所形成的类似的创作心境与人生感悟，使得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整体氛围营造、具体人物以及情节结构设置上呈现出了惊人的不谋而合。
　　　　　　　　　　　　　　　　　
　　对个人气质与性情最早的塑造来自家庭，张爱玲与伊迪丝的家庭出身和她们的早期经历在她们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们作品中那贯穿始终无法言说的苍凉寂寞，也许可以追述到她们的儿时。
　　伊迪丝于1862年出生在老纽约的名门望族，她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子，两个哥哥分别年长她十二岁与十六岁，这样的岁数差异使得伊迪丝像一个独生女一样寂寞的成长，家庭对于她来说并非一个温暖的所在，幼年的孤独感陪伴了她终身，并且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深深的体现。童年最快乐的记忆是在伊迪丝父亲那间昏暗弃置的图书室里消磨的时光，在一个由文字虚拟出的世界里，伊迪丝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乐趣，很快，当她再大一些，她开始尝试自己写故事。
　　与伊迪丝一样，张爱玲幼年的的家世可谓显赫，她的曾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祖父则是张佩伦，张爱玲她幼年时，便在对祖辈的好奇心驱使下，看了大量的祖父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流行的曾朴所写的小说野史《孽海花》。祖父郁郁不得志的笔墨抒怀，历史的更替与沧桑无比真实的从小爱玲的指间流淌了过去，在她的心里深深的留下了痕迹。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小爱玲就在一个旧帐簿上开始了自己最早的文字生涯，“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⑴，当然只是虎头蛇尾的残章，但她却认真的“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⑵可以说，张爱玲与伊迪丝的贵族出身，是她们之所以成为后来的自己的一个先天条件。也是她们的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同时幼年的孤寂与接触文学，使她们比同龄人都早慧早熟，而早慧与早熟使她们养成了内省的倾向，能够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去更多的东西，从而有可能将有限的阅历转化为深度的人性体验，直至构筑成属于个人的虽然狭小却相对深邃而完整的经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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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来看，都同样充斥着巨大的动乱与变革。封建士大夫的鼎盛时代随着民国的到来而风流云散了，张爱玲的家庭作为传统的旧世家望族，虽然还在短时间里还维持着过去的排场与体面，然而在繁华的底子下，一种由内而外的腐蚀衰败正不可避免的扩散开来。在张爱玲心中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小时候曾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看到遗老的眼泪滚了下来。可以说，张爱玲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只不过，在她特有的敏感的心灵中，乱世的投影要格外浓重一些。那句著名的“成名要趁早啊”，正是张的内心对于当时所处世道极度不安全与虚无飘渺的反映。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她这么写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⑶华顿夫人对于战争也是如此的充满了恐惧，她承认，自己永远的被战争改变了。一战爆发时，她正在法国，亲眼目睹了巴黎历史悠久的文明被无情摧毁。1914年到1918年间，对她而言，意味着一次感情上的巨大荒废与彻底破坏；意味着整整一代的年轻人的死去；无数不可替代的古老建筑和纪念碑被毁坏；成千上万人包括孩子的流离失所。战争以德国失败而告终，伊迪丝。华顿，与无数她的同时代人一样，都不可能再和原先一样了。那种她所熟悉的文明将被彻底摧毁的恐惧变成了可以深切感知的现实。
　　她的另一种恐惧则来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处于新旧交接中的纽约。作为老纽约上层社会中的一分子，这场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是一种毁灭感与悲观的末世情绪。新兴资产阶级迅速的崛起，以他们的金钱冲开了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之门。老纽约引以为豪的结合紧密的小圈子，严格恪守的几代人沿袭下来的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在不知不觉中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自由气息侵入了老纽约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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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伊迪丝。华顿来说，“老纽约”社会不仅是她父母以及本人生长的环境，更是她一生无法摆脱、充满复杂情感的寄托所在。华顿的三部长篇代表作《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国家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1913）、《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1920）均以“老纽约”，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纽约上流社会作为故事的主要背景，描述了这个贵族阶层内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揭示其鲜为人知的一面，同时也流露出作家对自幼生活过的“老纽约”社会所怀有的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她在自传中提到自己之所以写《纯真年代》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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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到关于那业已湮灭的美国的童年记忆之中”（escape back to childish memories of a long-vanish America）。⑷童年的关于纽约的美好记忆，是华顿对纽约充满感情的原因，也是《纯真年代》中的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即艾伦在外遭遇挫折与坎坷之后，回到纽约的原因，“……这方亲切的故土就是天堂”⑸，艾伦回到纽约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欧洲自由的经历培养了艾伦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最重要的，自己的思想。她的与众不同打破了“老纽约”上流社会固有的死气沉沉，用自己的行为对那些束缚女性自由的条条框框表示蔑视，但是同时她又牢牢的捍卫住了“老纽约”中一些值得珍惜与尊重的道德原则，如诚实与忠诚。所以，她才会离开纽兰，让梅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艾伦所爱的正是纽兰身上的对于旧式社会礼仪的坚持以及对于道德义务责任的看重，她第一次发现，在传统、古老、守旧这些她本来不屑一顾的东西背后，有着“那么美好、敏感而优雅的东西”，⑹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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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生活中喜爱的事物也相形见绌”⑺。伊迪丝在《纯真年代》中对逝去的传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同时这也与伊迪丝一贯坚持的创作理论是符合的，强调秩序，注重道德准则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同样，张爱玲虽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她所出身的阶级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但是在她意识深处，依然对自己所生长的古老家族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情思，对于旧家庭的这种矛盾心理，使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上有一种与伊迪丝相同的怀旧感。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具体而微的表现出来。《金锁记》里的姜家人动不动讲起自己从前的富贵排场，《倾城之恋》中白公馆的主人更是以“诗礼之家”自诩，而《留情》中的敦凤，“夷然微笑着，理直气壮地有许多过去”。夏志清先生说：“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社会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而惊退，一方面多有点留恋。”所以，张爱玲在作品中对没落遗老人物总是保留着温情，纵有讽刺也不尖锐，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宽容。
　　伊迪丝对于老纽约的立场正如张爱玲对于旧上海的立场，是矛盾的，她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自觉的清醒的批判者。她们都属于黑白之间那片长长的灰色地带。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伊迪丝。华顿当时所处的美国，还是张爱玲当时所在的上海，她们都没有得到真切的理解与共鸣。在当时的美国，人们认为，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在于描写生活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更不要说像伊迪丝。华顿所体现在作品中的悲观主题与暧昧态度。同样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对傅雷给予自己的批评做出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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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参差的对照的手法”，首先即是指对整个人生有所了解后，以一种更近世情真相的柔和光影去表现它，而不是以“强烈的对照”的、在炫目的光照下使局部近乎失真而获得某种戏剧性的方式去表现它。
　　都取材于自己所熟悉的败落的旧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之一角，所写的也不过是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却在日常生活的微波粼粼之中，显示出了洪涛大浪的气象。多半都是以悲剧收场，然而这悲剧却又不那么彻底，她们笔下的人物，“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⑻一方面是隽永温和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融合在了一起，使得伊迪丝与张爱玲的小说有了一种苍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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