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散文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散文热”，在整个文学生态日显沉寂与萎缩的大背景下，已经沸沸扬扬地持续了十年有余，迄今尚不见有可能降温的确切迹象。对于这个偶然之中有必然的散文热潮，我虽然不愿像有的论者那样，过早地使用“高峰”、“辉煌”之类的语词加以评价，但总的来讲，是持肯定和赞许态度的。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历久不衰的“热”度，为近年来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开阔的发展空间，激活了多样的艺术尝试，注入了强劲的生产动力，并且孕育了一批起点不低的新人，从而使散文在整体上实现进一步的繁荣、振兴和审美腾跃成为可能。
　　然而，我又认为，历时十载的“散文热”虽然展示了可观的创作实绩与可喜的艺术前景，但却绝不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事实上，它同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曾有的那些排除了人为操作的当“热”之“热”一样，在凭借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化时空的赐佑而呈显出重要、久远的本体建设意义的同时，也因为比较复杂的主客体缘故而产生了某些分明不那么健康的艺术倾向。后者相对于当下宏观的散文创作态势自然不占主导地位，只是如果任其无限制地膨胀开来或滋蔓下去，便不仅会影响一个时代散文艺术的均衡发展，而且有可能导致此一领域历史性的停滞与回旋。正因为如此，窃以为：今天的散文创作和研究界，应当在承认“散文热”所带来的创作兴旺与艺术进步的前提下，充分正视与兴旺和进步同在的种种缺失与问题，从而以清醒自觉的态度，参与散文艺术的历史进程。
　　为数不少的作家在文人心态和意趣的挥洒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社会下层普通劳动者历史命运和现实生存的关注与描写，并因此而导致了在新的社会矛盾面前的回避与缺席，这是近年来散文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纵观中国散文史，西方式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许相对稀薄，但发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对社会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关注，同情乃至赞美，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晁错的《论贵粟疏》至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再到郑板桥的《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一直到鲁迅的《一件小事》、巴金的《一个女佣》，属于不同时代，拥有不同思想的作家们，都在一方面亮出了灵魂中的至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大劳动人民命运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众多作家更是在他们身上投注了空前充沛的热情和异常饱满的笔墨。显而易见，对于这样一种散文传统，如果我们不做过于偏执和绝对的理解，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为中国散文增添了难能可贵的人民性，并藉此而将散文同最广大的读者长久地、跨时空地联系在了一起。
　　毋庸讳言，历史走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已经不复存在；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复杂；人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面对那些情形，文学，特别是文学中极具个体精神与情感色彩的散文，还要不要坚持和强调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与表现?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个中理由也并不出常识和经验面：迄今为止，经历着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普通劳动者占据着人口绝大多数，而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在因为注重效率而难免忽视公平的历史进程中，分明又一次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正面临着种种困惑与艰难，承受着远比其它阶层和团体大得多的生存压力……他们需要各方面的关怀，其中自然包括散文家道义的支持与心灵的抚慰。
　　然而，近些年来的散文创作却在这一方面陷入了大面积的失语状态。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尽管还有张承志、梁晓声、肖复兴等作家，不时捧出一些闪耀着平民之光的散文篇章，但更多的散文家，特别是其中的职业和准职业写作者，却随着生存条件的改观和文学环境的宽松，而逐渐沉溺于文人角色的自恋与自赏，满足于一己心态的表露与挥洒。这时，他们笔下呈显的，每每是湖光山色的流连，书里卷外的遐思，生命哲理的体味，艺术情趣的张扬，直至草木虫鱼的观赏，美食雅苑的把玩……而明显缺少的便是对现实生活里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描绘与揭示。创作主体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切目光与悲悯情怀，是一种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力量。当然，时下的文人散文倒是不乏精英层面的人文启蒙与终极关怀，但所有这些又常因内容的过于抽象或深奥，而远离了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痛苦和接受能力，所以并不能真正进入社会下层，无怪乎余杰要发出“我们离底层有多远”的询问和感喟。
　　我不是说散文不应当表达文人的意识和意趣，也不是说表达了文人意识和意趣的散文都不是好散文，更不是要故意倡扬散文的“民粹主义”倾向，既成的事实是，一批书卷气很浓，知识性很强，文化味很足的文人散文，恰恰成了世纪之交散文领域里抢眼的风景，它们对于提升散文创作的整体品位，起到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旷远开阔的散文世界，仅仅以文人自己的生活和意趣为主流、为风尚，特别是用它挤掉和取代了对普通劳动者生存现实的关注与再现，那么这个散文世界，便不只是单调的、倾斜的，而且是退缩的、软弱的：它在无形中回避着现实，回避着矛盾，进而在很大程序上放弃了自己守护人类良知，呼唤社会正义的责任，以及应有的批判精神。而一个倾斜的、软弱的散文世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呢?
　　在科技文明，都市浪潮以及物质欲望等等的合围下，今日散文家舒展生命和遭遇激情的空间与可能正在变小，这使得他们笔下的散文篇章，常常是理念胜于情感，思辨压倒形象，甚至大量存在着因寡情而导致的矫情与滥情，其结果则是大大削弱了散文应有的艺术感染力，这是近年来散文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二。
　　毫无疑问，散文发展到今天，从创作观念到审美形态都有了新的探索与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还不足以动摇这样一种相沿已久的圭臬：散文写作必须传达作家的真性情、真体验，必须凸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自我。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讲，散文是作家主体世界的艺术直呈，而这因直呈才感人的主体世界一旦掺入了虚假，陷入了僵化，失去了真诚与鲜活，那么便意味着散文基本品格与美质的丧失。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偏偏在抒发真情实感，袒露生命血性上出现了失误，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已不再是散文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当然也不再追求情真意切，以情动人，而是习惯于从某种生命智慧或生活意念出发，进行理性胜于情感，学问大于体验的言说，从而导致了知识的扩展与性灵的萎缩。我们不妨以早已饮誉文坛的周国平散文为例。在周先生的散文中，虽然有《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样直接采之于生命疼痛处，因而充盈着至情与至性的著作，但是更为大量的篇章，其中包括《自我二重奏》、《宽松的婚姻》、《爱与孤独》、《消费=享受?》等若干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在无形中同个性化的、真切的生命体验拉开了距离，而满足于以学者的身分和口吻做人生哲理的讲述。尽管这种讲述运载着新知与精见，而且形成了睿智机敏的风格和深入浅出的特点，但是却终究因为缺少了生命激情的支撑和生活经验的参与，缺少了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和活生生的气韵，而显得昭示性有余，感染力不足，而散文作品感染力的单薄，说到底则是其审美价值的匮乏与艺术特质的贫弱。类似的情况，我们读赵鑫珊等人的学者散文时，亦会有程度不同的感受。而面对这样的作品，我总觉得与其称它是散文，还不如把它们当成通俗化了的哲学或文化学著作。
　　第二，还有一些散文作品乍一看来，仿佛并不缺少性灵或情感因素，只是细加体味又可发现，这里的性灵与情感因素是勉强的，掺假的，是原本寡情的作家为哗众取宠而装出来的滥情与矫情。关于滥情，余秋雨散文的某些篇章流露得既明显，又充分，堪称是这一流弊的代表。对此，已有多位论者提出过严肃而具体的批评，读者自可找来参阅且举一反三，笔者不再多费篇幅。以下我们着重透视散文创作中的矫情。贾平凹的《说话》是一篇被许多人称道的作品。据说它是作家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因有感于不会说普通话所带来的交流上的困难而信笔写下的。倘果真如此，它的字里行间应当包含着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尴尬与无奈。而从实际的行文看，虽然不能说全无这方面的意味，但更多的却分明是机智的调侃，幽默的自嘲，是若干用小说笔法呈现的喜剧化的场景，诸如：手持“莫言”的纸牌去火车站接人被别人误认为不准讲话；提着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提包在外游走，以回避同别人讲话；一位口吃的朋友在北京长安街上巧遇同类等等。面对这样一些因不怎么符合情理所以很可能是编出来的故事和噱头，我们虽然不能不佩服作家的才气和聪明，但又总觉得它多了一些造作，少了一些真诚，甚至会怀疑，作家是不是借着“说话”的由头来炫耀自己营造幽默的能力。毋庸讳言，诸如此类的作品，很容易入眼，但却不容易入心。被称为“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作家”的刘亮程，近年来颇得文坛专家的好评，我在慕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之后，虽然亦很喜欢内中那平静而略带忧郁的叙述基调，那新鲜而兼具机智的艺术感觉，那琐细而不失深度的生活体味，但与此同时依然禁不住扪心自问：在这些漂亮别致的文字里，是否同样隐含了不易察觉的矫情?如《住多久才算是家》里那种与作家年龄、经历明显不相吻合的沧桑感、恋旧感；《城市牛哞》里那种缺少经验铺垫和命运呼应的心灵狂喊……它们最终使我在估价刘亮程散文的审美意义时，不知不觉地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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