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历史考察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认为：

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通常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意思。首先，它主要强调科学知识的大众化过程。其次，它被预设成一个科学知识单向传播的过程，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的过程。第三，科学技术都是好的，都具有正面价值。

二战之后，人们开始关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的正面与负面。这时科学普及的概念开始向“公众理解科学”转化：第一，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受众不再单纯是无知无识者，而是广大的公众，所有的人。第二，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二字表明这不是一个单向地、简单地接受问题，理解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传播科学知识，也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第三，理解科学包括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包括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

今天，我们提出的“科学传播”的概念，可以这样来刻划它的特征：第一，由科学普及的单向传播过程，走向双向互动过程。第二，科学传播活动把自己定位于一种文化建设活动。第三，科学传播是科学与人文交互融合的过程。[18]

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副教授提出了“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对现代科学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其要点如下：第一，对科普的从业者（研究者和工作者——作者理解）要进行理论武装——即对他们进行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还包括传播学方面的学习和教育，以适应现代科普所需要的革命性的调整；第二，科学没有相对主义，即不存在美国的科学、俄国的科学，当然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科学，提倡科学、普及科学也要与世界接轨。所以应该大胆地汲取人类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第三，现代科普称“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技术传播简称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第四，科普的内容与形式应当多样化、多元化，既要有面向普通公众的科普，也要有面向知识阶层的科普；第五，科普机制必需改革，不要过高估计地方政府推动科普的主动性，科普工作是全社会的责任，不应当由专门的部门包揽、管理并执行。[19]

中国发明家协会副理事长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加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20]

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卞毓麟研究员，他对现代科普诠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就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来讲，“科普太重要了”，它不仅包括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本身之需要，更是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需要。第二，科普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承担，需要多兵种作战：科学家——科学普及之“发球员”；科普家——引导球赛走向胜利的“二传手”；出版、传媒工作者——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而是使世界变得更美的“服装设计师”。第三，科学本身是大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在大文化中融入科学精神以及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现代科普的深刻内涵（此条有作者的诠释，愿卞先生谅解）。第四，科普的对象应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第五，科普应该不断创新——“纵非如愿以偿，也当尽力而行！”。第六，科普工作之道：“分秒必争，丝毫不苟；博览精思，厚积薄发”。[21]

湖南省娄底市科协副主席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十分狭窄。现代科普应该具有更深刻、广泛的内涵和外延。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22]

科普走向理论研究的层次，也是现代科普的一个标志。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科普进入一个新阶段。科普现论研究，建立科普学的思想也被提出来。1980年，时任四川科技出版社社长的周孟璞首先提出了，为繁荣科普创作事业，要开展科普学研究。1983年高士其为章道义、郭正谊等主编的《和普创作概论》一书的题词，也提出“科普是一门学问”的思想。1988年董纯才为袁清林著《科普学引论》所写的题词是“科普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为此作出贡献和努力。中国科普研究所，也于90年代初，提出建立科技传播学理论的设想，并安排各个研究室就大众传媒在科技传播中的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公众科技素养调查、分析、研究以及青少年科技大纲的制定、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科普创新体系、弘扬科学精神等一系列科普理论研究课题。1991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召开。会上对传统科普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科普要在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下功夫，要为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会上，虽然没有提出现代科普的概念，但组织“科普理论”研究，就是把科普的视角从传统推到了现代。从此后，中国科普研究所把科普现论研讨会纳入了科普所理论研究的重要议程。至今已召开九届“科普理论研究会”。

近些年来，中国科普研究所还对建立科技传播学理论框架作了许多专题研究。例如：科技传播机制研究、科普评价体系研究、国民科技创新素质测评指标体系的编制和研究、“科普立法”研究，科学精神的专题研究等等。都对推动科普理论研究起了奠基作用。中国老科协副秘书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袁清林于2000年2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出版的《科普学概论》。就是这些理论研究的结晶。袁清林认为：“科普学是关于科普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袁清林同志勇于探索，拿出第一本科普理论著作，不失为是在科普理论研究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建立科普学理论方面，国内还有的学者认为“科普学是一门创新综合学科”。苏州青少年天文观测站梅苞提出：“科普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叉而生的创新综合学科”。作者认为科普学的构成按对象与问题性质可分为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理论科普学包括：逻辑认识论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活动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政策管理学等。理论科普具有某种逻辑结构并经过一定的实践检验的概念系统，其中重点是建立理论模型，注重科普政策和科普管理，在科普学中起着基础方法的作用。应用科普学包括科普方法和科普实践。在以探索有效实践活动方式为目的的科普试验活动中，科普实践提供了科普认识的可能。随着科普实践的发展，不断创造出从宏观对象获取信息的物质手段，获得不断发展对信息加工的能力即思维能力。[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