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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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进到《阳梦》的第二部分,作者陡然换了一副笔墨,乖巧伶俐的无赖子魏进忠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愚蠢无能、全无主张的魏忠贤。微贱之时的魏忠贤,对李贞、刘嵎尚且能做到既见貌辨色,而又保持傲气;得圣上恩宠的魏忠贤,却非但没有“一朝聊得志,便可妄为时”,反要事事依赖李、刘,“就是泥塑木雕的傀儡,只凭这两个提线索”了。崔呈秀投靠魏忠贤时,第一个印象竟是:“老魏原是个蠢人,尽可侮弄他的”。同样,前一部分丝丝入扣的生动情节也不见了,通篇皆是魏忠贤篡权乱政阴谋的图解,说他“一步步要学那篡汉的王莽、曹操行事,弄权的赵高、董卓行径”,并按臆想的模式对他的奸谋进行了“揭露”:
第一步:计杀王安,结好客氏。太监王安为三朝老臣,对魏忠贤常要查究,成了他招权纳贿的最大障碍。魏忠贤一朝得志,首要之务就是除去这一心腹之疾。时熹宗乳媪客氏封奉圣夫人,威福日盛,与王安身边的小内相甚是亲爱。魏忠贤遣人刺杀小内相,反诬系王安所为,既借此杀了王安,又结奸了客氏,可谓一箭双雕。但作者不了解宫廷内幕,对魏客纠葛的传闻知之甚少,故不曾铺衍出委婉曲折的故事。
第二步:清除外廷,诬害忠良。魏忠贤因朋奸窃柄,受到外廷诸官的论劾,便放出辣手,先将左光斗、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锻炼成狱,又将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擒拿解京,先后迫害至死,扬州太守刘铎等更因文字得罪。史载,杨涟劾魏忠贤在天启四年(1624)六月,杀杨涟、左光斗等在天启五年(1625)三月,逮缪昌期、周顺昌等在天启六年(1626)二月,杀刘铎在天启六年七月,小说都集中到一起,提到前头来写了。
第三步:肆毒宫闱,杀害妃嫔。魏忠、客氏恐宫中宠幸多了,分去权柄,便谮杀裕妃、成妃,又陷害皇亲张国纪、李承恩。史载,逼害裕妃、成妃在天启三年(1623),参罢张国纪亦在天启三年,李承恩大辟则在天启五年(1625)。其事多在“清除外廷”之前,为了迁就由外廷到内廷的格局,小说方作了改动。
第四步:擅立内操,布置外镇。魏忠贤异谋辄起,设立内操,训练精兵三千,图谋作乱;又布置外御,各边各镇都派太监镇守。史载,立内操为天启二年(1622)事,设各边镇监军内臣则在天启六年(1626)三月。立内操不是什么兴兵叛乱的准备,将内操与外镇扯到一起,更是主观的捏合。
第五步:走马戏舟,暗害皇帝。魏忠贤以为内外设伏停当,便御前走马,戏舟海子,欲害皇帝。走马、戏舟事,正史不载,《阴阳梦》将此当作“图叛”阴谋的最后步骤,纯是主观的颠倒。
在《阳梦》最核心的部分,之所以出现令人扫兴的变异,除了史料掌握得不充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的观念。作者以为只要拈出“图叛逆”这顶大帽子,就足以将魏忠贤彻底否定。其实,非但不能揭示魏忠贤的罪恶本质,反而把本来可以挖掘得更深的东西淡化了,甚至不免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宦官与皇帝本是相互依附的,用《明史·宦官传》话说,宦官不过是“逞其智巧,逢君作恶”而已。没有“天启爷”的宠任,无赖子魏忠贤就永远只能是无赖子,决不可能一跃而为九千岁的“厂臣”。魏忠贤“御前走马”惊了圣驾,虽属不赦之罪,终究与“图叛”有别;至若说魏忠贤乘日色将暮,指使亲近太监“戏舟海子”,将圣驾挤落水中,就更没有道理了。作者根本没有考虑到:魏忠贤尽可愚弄君王,却不可能产生“乘间下手”取而代之的念头。如果皇上真的被淹死了,魏忠贤又将何为?
《阴梦》部分则写魏忠贤“可痛、可怜情事”,与《阳梦》“卷数衔接,回数则自为起讫;似一书,非一书”&<60;[2]&<60;。叙的是长安道人看魏忠贤戮尸凌迟之后,忽有都天大王杨涟派鬼卒押其遍游十八重地狱,且观看杨涟、左光斗会集忠魂勘问魏党的情况。作者不能解释何以魏忠贤一个人,“欲以蝘蜓而撼铁柱,欲以燕雀而学鹏飞,遂致杀气弥天,忠魂涂地,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昼飞,漫漫荡荡宇宙,结成凄凄惨惨长夜不旦之乾坤”的根源,也找不到从根本上消弭祸患的妙方,只好把一切归之于缥缈的梦境,并企图以“梦中说梦”的业报,去警告“彼似忠贤者”知惧改悔,用心可谓良苦。但轮回终究是虚妄而软弱的,要以此阻止恶的产生,更是纯粹的空想。
吴越草莽臣的写作态度,与砚山樵完全不同。他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献资料,《凡例》二自称:“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绮语之戒。”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又颇着意于剪裁布局。《凡例》一云:“是书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其间纪各有序,事名有论,宜详者详,略者略,盖将位一代之耳目,非炫一时之听闻。”全书四十回,每回以事系年:第一回叙忠贤少时事,第二回叙万历十六、七年事,第三回叙泰昌元年事,第四回叙天启元年事,第五回叙天启二年事,第六回叙天启三年事,第七至十回叙天启四年事,第十一至十四回叙天启五年事,第十五至二十五回叙天启六年事,第二十六至三十九回叙天启七年事,第四十回叙崇祯元年事,纪年准确,绝无差错。这种严格忠史实的写法,是正统史家所提倡的和认可的,也是谨慎派历史小说所恪守的和遵循的。他的毛病在于过分拘泥史实,决然绝然地排斥艺术虚构。仿佛是有意要和《阴阳梦》唱对台戏,《凡例》三明白宣言:“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他发誓要与之划清界限的几条,都是《阴阳梦》所做过的。如魏忠贤登场时,说他:“是一个浮浪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专奸帮闲,引诱良家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单学得些游荡本事,吹弹歌舞绝伦,又好走马射箭,蹴球着棋。若问文书,一字不识。这些里中少年,爱他会顽耍,会谄趣,个个喜欢他的。常在涿州泰山神祠游玩歇息,结成一党,荒yin无度。这些都是干隔涝汉子,无籍之徒。”与《水浒传》叙高俅的文字如出一辙,不是“效”&<60;《水浒》之“组织世态”吗?魏进忠登场不久,就与李贞、刘嵎立誓,“三人愿为生死之交,荣枯得失,事同一人,永无一心”,这不是“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么?魏进忠对妓女兰生之怜香惜玉,可视为“习《金瓶梅》之闺情”;三次觅死,得金甲神与井泉童子显化,亦可算“效《西游记》之布置幻景”。《斥奸书》拒绝借鉴前人的经验,自愿置于正史附庸的地位,便丧失了成为审美对象的品格。
《斥奸书》与《阴阳梦》的不同取向,是“正史”与“稗史”传统在时事小说创作中的体现。而从发展趋势看,却是放任派逐渐赢得上风。崇祯年间西湖义士的《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四十八回,也是写魏阉的时事小说。此书有绣像十幅,其中三幅取自《警世通言》,“械系忠良入狱”图,即《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图之后半叶;“袁公锦宁破虏”图,即“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图之后半叶,“扭魏忠贤至阜城店”图,即“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图之后半叶,表明书坊主具有以图招徕读者的商品意识。孙楷第先生以此书“事亦半为传说,可资考证者殊少。盖野老纪闻,所知不过里巷琐语,托之稗官,兼多附会。至于朝政得失,名臣事迹,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蕴”[3],走的也是《阴阳梦》的路子。如说魏忠贤之父久惯打劫,母刁氏跑马走索,弄猴搬戏;年三十父母亡后,镇日花街柳巷,与乐户女儿萧灵群相好,把玉簪送与灵群。及忠贤声势赫奕,崔呈秀乃父事之,升大司马。时萧灵群亦至京城,崔呈秀召灵群伴宿,无意中说出魏忠贤事,灵群遂托呈秀致意。忠贤闻知,微服到崔宅与灵群相见,许封其弟萧惟中以名色官儿等等,都是此书特有的“野老纪闻”。总之,无论是思想意蕴还是艺术技巧,《阴阳梦》、《斥奸书》和《圣烈传》,水准都是较低的。由于“距离”的过分贴近,作者对眼前事变来不及咀嚼反思,导致缺乏深沉的历史感,艺术上也留有粗糙的痕迹。
魏阉系列小说最成熟的佳作当数《梼杌闲评》。《梼杌闲评》一名《明珠缘》,五十回,不题撰人。从多种迹象考察,作者当为李清[4]。李清(1602-1683),南直隶兴化人,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隐居不出。著有《三垣奏疏》、《三垣笔记》、《南渡录》、《女世说》等。从《梼杌闲评》对“奴酋”、“毡裘”的强烈讥刺推定,此书当脱稿于明季。
与同类小说相比,《梼杌闲评》对魏忠贤的身世没有作孤立的叙写,而是将它与黑暗社会诸色相的描绘紧密结合,并以形象的力量表明:阉祸并非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与社会种种弊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小说的主旨是要揭露魏阉之祸国殃民,却偏偏借其微时的种种坎壈,极写出社会黑暗腐朽的背景,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匠心。魏母侯一娘是流落江湖的卖艺人,始则受达官贵人的玩弄,继则为强盗所蹂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辛。王尚书府里叫她陪酒,丈大魏丑驴抗争道:“要陪酒请小娘去,怎么叫我们良家妇人陪酒?”反被王府管家拳打脚踢:“抬举你妻子,也是你的造化,求之不得,反来胡说!”流落京师酒楼卖唱,王吏科掌家要她陪宿,店家道:“如今科道衙门好不势耀厉害,我却不敢违拗他。”侯一娘忍气吞声,为的是“黑夜难防这许多”。即便是魏忠贤本人,幼时曾随其母“带着鬼脸子去求人”,壮年又沿街乞讨,受尽磨难。他亲眼看到,童生倪文焕“胸罗锦绣焕文章”,府考不取,送分子的银子又下了水;一旦拜在鲁太监门下,顿使功名唾手而得;他还亲眼看到,周兵科公子摔死妓女鸳鸯叩,鸨母告到官府,反被差人日日前来需索,“人已死了,还要花钱”;连他当年进宫应选,也要二百文钱才上个名字,用三两银子才能选中,进得宫中,“好差使总被有钱的谋去了”。种种贪赃枉法的现实,读来无不令人怵目惊心。
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进到《阳梦》的第二部分,作者陡然换了一副笔墨,乖巧伶俐的无赖子魏进忠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愚蠢无能、全无主张的魏忠贤。微贱之时的魏忠贤,对李贞、刘嵎尚且能做到既见貌辨色,而又保持傲气;得圣上恩宠的魏忠贤,却非但没有“一朝聊得志,便可妄为时”,反要事事依赖李、刘,“就是泥塑木雕的傀儡,只凭这两个提线索”了。崔呈秀投靠魏忠贤时,第一个印象竟是:“老魏原是个蠢人,尽可侮弄他的”。同样,前一部分丝丝入扣的生动情节也不见了,通篇皆是魏忠贤篡权乱政阴谋的图解,说他“一步步要学那篡汉的王莽、曹操行事,弄权的赵高、董卓行径”,并按臆想的模式对他的奸谋进行了“揭露”:
第一步:计杀王安,结好客氏。太监王安为三朝老臣,对魏忠贤常要查究,成了他招权纳贿的最大障碍。魏忠贤一朝得志,首要之务就是除去这一心腹之疾。时熹宗乳媪客氏封奉圣夫人,威福日盛,与王安身边的小内相甚是亲爱。魏忠贤遣人刺杀小内相,反诬系王安所为,既借此杀了王安,又结奸了客氏,可谓一箭双雕。但作者不了解宫廷内幕,对魏客纠葛的传闻知之甚少,故不曾铺衍出委婉曲折的故事。
第二步:清除外廷,诬害忠良。魏忠贤因朋奸窃柄,受到外廷诸官的论劾,便放出辣手,先将左光斗、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锻炼成狱,又将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擒拿解京,先后迫害至死,扬州太守刘铎等更因文字得罪。史载,杨涟劾魏忠贤在天启四年(1624)六月,杀杨涟、左光斗等在天启五年(1625)三月,逮缪昌期、周顺昌等在天启六年(1626)二月,杀刘铎在天启六年七月,小说都集中到一起,提到前头来写了。
第三步:肆毒宫闱,杀害妃嫔。魏忠、客氏恐宫中宠幸多了,分去权柄,便谮杀裕妃、成妃,又陷害皇亲张国纪、李承恩。史载,逼害裕妃、成妃在天启三年(1623),参罢张国纪亦在天启三年,李承恩大辟则在天启五年(1625)。其事多在“清除外廷”之前,为了迁就由外廷到内廷的格局,小说方作了改动。
第四步:擅立内操,布置外镇。魏忠贤异谋辄起,设立内操,训练精兵三千,图谋作乱;又布置外御,各边各镇都派太监镇守。史载,立内操为天启二年(1622)事,设各边镇监军内臣则在天启六年(1626)三月。立内操不是什么兴兵叛乱的准备,将内操与外镇扯到一起,更是主观的捏合。
第五步:走马戏舟,暗害皇帝。魏忠贤以为内外设伏停当,便御前走马,戏舟海子,欲害皇帝。走马、戏舟事,正史不载,《阴阳梦》将此当作“图叛”阴谋的最后步骤,纯是主观的颠倒。
在《阳梦》最核心的部分,之所以出现令人扫兴的变异,除了史料掌握得不充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的观念。作者以为只要拈出“图叛逆”这顶大帽子,就足以将魏忠贤彻底否定。其实,非但不能揭示魏忠贤的罪恶本质,反而把本来可以挖掘得更深的东西淡化了,甚至不免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宦官与皇帝本是相互依附的,用《明史·宦官传》话说,宦官不过是“逞其智巧,逢君作恶”而已。没有“天启爷”的宠任,无赖子魏忠贤就永远只能是无赖子,决不可能一跃而为九千岁的“厂臣”。魏忠贤“御前走马”惊了圣驾,虽属不赦之罪,终究与“图叛”有别;至若说魏忠贤乘日色将暮,指使亲近太监“戏舟海子”,将圣驾挤落水中,就更没有道理了。作者根本没有考虑到:魏忠贤尽可愚弄君王,却不可能产生“乘间下手”取而代之的念头。如果皇上真的被淹死了,魏忠贤又将何为?
《阴梦》部分则写魏忠贤“可痛、可怜情事”,与《阳梦》“卷数衔接,回数则自为起讫;似一书,非一书”&<60;[2]&<60;。叙的是长安道人看魏忠贤戮尸凌迟之后,忽有都天大王杨涟派鬼卒押其遍游十八重地狱,且观看杨涟、左光斗会集忠魂勘问魏党的情况。作者不能解释何以魏忠贤一个人,“欲以蝘蜓而撼铁柱,欲以燕雀而学鹏飞,遂致杀气弥天,忠魂涂地,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昼飞,漫漫荡荡宇宙,结成凄凄惨惨长夜不旦之乾坤”的根源,也找不到从根本上消弭祸患的妙方,只好把一切归之于缥缈的梦境,并企图以“梦中说梦”的业报,去警告“彼似忠贤者”知惧改悔,用心可谓良苦。但轮回终究是虚妄而软弱的,要以此阻止恶的产生,更是纯粹的空想。
吴越草莽臣的写作态度,与砚山樵完全不同。他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献资料,《凡例》二自称:“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绮语之戒。”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又颇着意于剪裁布局。《凡例》一云:“是书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其间纪各有序,事名有论,宜详者详,略者略,盖将位一代之耳目,非炫一时之听闻。”全书四十回,每回以事系年:第一回叙忠贤少时事,第二回叙万历十六、七年事,第三回叙泰昌元年事,第四回叙天启元年事,第五回叙天启二年事,第六回叙天启三年事,第七至十回叙天启四年事,第十一至十四回叙天启五年事,第十五至二十五回叙天启六年事,第二十六至三十九回叙天启七年事,第四十回叙崇祯元年事,纪年准确,绝无差错。这种严格忠史实的写法,是正统史家所提倡的和认可的,也是谨慎派历史小说所恪守的和遵循的。他的毛病在于过分拘泥史实,决然绝然地排斥艺术虚构。仿佛是有意要和《阴阳梦》唱对台戏,《凡例》三明白宣言:“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他发誓要与之划清界限的几条,都是《阴阳梦》所做过的。如魏忠贤登场时,说他:“是一个浮浪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专奸帮闲,引诱良家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单学得些游荡本事,吹弹歌舞绝伦,又好走马射箭,蹴球着棋。若问文书,一字不识。这些里中少年,爱他会顽耍,会谄趣,个个喜欢他的。常在涿州泰山神祠游玩歇息,结成一党,荒yin无度。这些都是干隔涝汉子,无籍之徒。”与《水浒传》叙高俅的文字如出一辙,不是“效”&<60;《水浒》之“组织世态”吗?魏进忠登场不久,就与李贞、刘嵎立誓,“三人愿为生死之交,荣枯得失,事同一人,永无一心”,这不是“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么?魏进忠对妓女兰生之怜香惜玉,可视为“习《金瓶梅》之闺情”;三次觅死,得金甲神与井泉童子显化,亦可算“效《西游记》之布置幻景”。《斥奸书》拒绝借鉴前人的经验,自愿置于正史附庸的地位,便丧失了成为审美对象的品格。
《斥奸书》与《阴阳梦》的不同取向,是“正史”与“稗史”传统在时事小说创作中的体现。而从发展趋势看,却是放任派逐渐赢得上风。崇祯年间西湖义士的《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四十八回,也是写魏阉的时事小说。此书有绣像十幅,其中三幅取自《警世通言》,“械系忠良入狱”图,即《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图之后半叶;“袁公锦宁破虏”图,即“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图之后半叶,“扭魏忠贤至阜城店”图,即“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图之后半叶,表明书坊主具有以图招徕读者的商品意识。孙楷第先生以此书“事亦半为传说,可资考证者殊少。盖野老纪闻,所知不过里巷琐语,托之稗官,兼多附会。至于朝政得失,名臣事迹,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蕴”[3],走的也是《阴阳梦》的路子。如说魏忠贤之父久惯打劫,母刁氏跑马走索,弄猴搬戏;年三十父母亡后,镇日花街柳巷,与乐户女儿萧灵群相好,把玉簪送与灵群。及忠贤声势赫奕,崔呈秀乃父事之,升大司马。时萧灵群亦至京城,崔呈秀召灵群伴宿,无意中说出魏忠贤事,灵群遂托呈秀致意。忠贤闻知,微服到崔宅与灵群相见,许封其弟萧惟中以名色官儿等等,都是此书特有的“野老纪闻”。总之,无论是思想意蕴还是艺术技巧,《阴阳梦》、《斥奸书》和《圣烈传》,水准都是较低的。由于“距离”的过分贴近,作者对眼前事变来不及咀嚼反思,导致缺乏深沉的历史感,艺术上也留有粗糙的痕迹。
魏阉系列小说最成熟的佳作当数《梼杌闲评》。《梼杌闲评》一名《明珠缘》,五十回,不题撰人。从多种迹象考察,作者当为李清[4]。李清(1602-1683),南直隶兴化人,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隐居不出。著有《三垣奏疏》、《三垣笔记》、《南渡录》、《女世说》等。从《梼杌闲评》对“奴酋”、“毡裘”的强烈讥刺推定,此书当脱稿于明季。
与同类小说相比,《梼杌闲评》对魏忠贤的身世没有作孤立的叙写,而是将它与黑暗社会诸色相的描绘紧密结合,并以形象的力量表明:阉祸并非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与社会种种弊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小说的主旨是要揭露魏阉之祸国殃民,却偏偏借其微时的种种坎壈,极写出社会黑暗腐朽的背景,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匠心。魏母侯一娘是流落江湖的卖艺人,始则受达官贵人的玩弄,继则为强盗所蹂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辛。王尚书府里叫她陪酒,丈大魏丑驴抗争道:“要陪酒请小娘去,怎么叫我们良家妇人陪酒?”反被王府管家拳打脚踢:“抬举你妻子,也是你的造化,求之不得,反来胡说!”流落京师酒楼卖唱,王吏科掌家要她陪宿,店家道:“如今科道衙门好不势耀厉害,我却不敢违拗他。”侯一娘忍气吞声,为的是“黑夜难防这许多”。即便是魏忠贤本人,幼时曾随其母“带着鬼脸子去求人”,壮年又沿街乞讨,受尽磨难。他亲眼看到,童生倪文焕“胸罗锦绣焕文章”,府考不取,送分子的银子又下了水;一旦拜在鲁太监门下,顿使功名唾手而得;他还亲眼看到,周兵科公子摔死妓女鸳鸯叩,鸨母告到官府,反被差人日日前来需索,“人已死了,还要花钱”;连他当年进宫应选,也要二百文钱才上个名字,用三两银子才能选中,进得宫中,“好差使总被有钱的谋去了”。种种贪赃枉法的现实,读来无不令人怵目惊心。
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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