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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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梼杌闲评》还强烈提示读者：宦官为患，魏忠贤并非始作俑者。小说刚开始，就着意叙写魏忠贤随钦差程士宏清查矿税之事，为下文魏阉之猖獗，作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铺垫。程士宏是司礼监掌朝田太监的外甥，“九卿科道官因要交结他母舅，故此与他往来”。田太监死后，程士宏又用一百个金元宝贿赂殷太监，谋得清查矿税的美差。一路狐假虎威，任意施为。据史载，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搜括的矿税商税就达二百万两。小说痛斥道：“当路豺狼已不禁，又添虎豹出山林。东南膏血诛求尽，谁把沉冤报九阍？”《梼杌闲评》之写魏阉之祸，不只限于对个人品质的谴责，更将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极端强化的产物——厂卫制度。魏忠贤初得皇帝欢心，头一个要求就是掌握东厂，凭恃凌驾于封建法律之上的特种权力，市井无赖的魏忠贤方得残戮忠贤，播乱朝政。扬州知府刘铎题诗吊熊廷弼，魏忠贤诬以“诅咒大臣”，刑部司官明知冤枉，“只因巡捕同镇抚司都把供词做杀了”，只得拟个“律应绞监候秋后处决”，谁知大拂忠贤之意，还叫依律另拟。众司官烦恼道：“拟绞已是冤屈，旨上叫依律另拟，有甚律可依？怎么再重得？”小说还对厂卫的“法外加刑”作了沉痛控诉。魏忠贤拿杨涟、左光斗交锦衣卫严审，摆下的刑具是：“红绣鞋步步直趋死路，琵琶刑声声总写哀音。仙人献果，不死的定是神仙；美女插花，要重生须寻玉帝。”据《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载：“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如雨下，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这种对现实的如实描写，彻底打破了一般小说先写世界清平、国泰民安，继写奸佞专权、祸国殃民，最后写清除奸佞、世界复归清平的旧格局。
　　
　　《梼杌闲评》突破了忠奸斗争的简单模式，表现了对广大民众的关心和同情。书中写官校捉拿杨涟，“出来好生无状，见有司便上坐，过驿站拣马匹，要折夫，索常例，一路上凌虐官府，打骂驿丞，骚扰已极”；魏忠贤巡视口外，竟将猎户五六千人杀死，齐上关来献功，作者愤怒地指控杀良冒功的罪行：“无端生事害良民，赢得功勋诓帝廷。可惜含冤边外骨，年年溅血洒长城！”在“大嚼充饥奸贼脑，横吞解渴谗臣血”的的思想支配下，大胆地倾注对奸佞的切齿痛恨和对百姓深切同情。为此，作者着意塑造了一批为民请命、敢于抗上的清官形象。如扬州知府颜茂暄，闻说内官来诈取钱粮，道：“卑府宁可以命与他，若要扰害百姓，实难从命。”作者甚至虚构了武昌兵备道冯应京策划的声势浩大的民变。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矿税之弊》载：“（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己丑，武昌兵备道冯应京参陈奉十逆大罪，逮至京，下于理，削籍。……三月，武昌民变，逐陈奉。奉列兵杀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骑三百馀，射死数人，伤二十馀人。奉喻月不敢出，众执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其公署门。事闻，谪知府王禹声、知县邹尧弼为民。”武昌民变，本在冯应京被逮之后。冯应京虽曾捕治陈奉爪牙，且抗疏列其十逆大罪，但并未策动民变，倒是因其就逮激起民变时，“应京囚服坐监车，晓以大义，乃稍稍解散”（《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士《冯应京传》），使民变归于平息。《梼杌闲评》大胆地以虚构手法，塑造了冯应京这一民变策划者的高大形象。当他访得程中书（影射陈奉）的罪恶后，即禀报抚院道：“本道却有一法可以治之，俟行过方敢禀闻。”在巧妙地征得抚院的默许后，便取十数面白牌，以朱笔写道：“钦差程士宏凌虐有司，诈害商民，罪恶已极，难以枚举……本道不能使光天化日之下，容此魑魅横行。凡尔商民，可于某日齐赴道辕，伺候本道驱逐。”在冯应京的指挥下，“一声炮响，岸上一面白旗一展，只见江上无数小船望大船边蜂拥而来。……忽又听得一声炮响，岸上江中一齐动手，把五六号大船登时打成齑粉，把程中书捆起送上岸来，馀下人听其随波逐流而去”。冯应京的做法大快人心，连抚院都以为是“鼓大勇以救商民”的盛举，当众官议拟以“程士宏暴虐商民，以致激变，冯参政救护不及”为之开脱时，冯应京却道：“始而不能御虎狼以安百姓，既又饰浮词以欺君，罪不胜诛。只求大人据实立奏，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只此一语，即把冯应京大智大勇、敢作敢当的品格，突现纸上。
　　
　　《梼杌闲评》复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讴歌了市民的斗争，充满了浓烈的时代气息。作品多次描绘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如山东临清，“是个十三省的总路，名曰大码头。商贾辏集，货物骈填，更兼年丰物阜，三十六行经纪，争扮社火，装成故事。更兼诸般买卖都来赶市，真是人山人海，挨挤不开”；又如蓟州，“经纪人家，本无田产积蓄，只靠客人养生，有客人到，便拿客人的钱使用，挪东补西，如米面酒肉杂货等物，都赊来用，至节下还钱”。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阶级的分化：官宦人家如魏云卿，“寻下几万银子，有几个机房，都有他的资本”；家人之子吴保安暴发后，希图冒主人的籍子赴考，又交结监院里的人代他帮衬，等等。商品经济的联系性，使以手工业者、小贩、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产生了共同的经济要求及反映这种要求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倾向。当封建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损害他们利益时，便会团结起来进行自发的斗争。杨涟被逮，一路的百姓互相传说道：“可怜杨大人为国除奸，遭此横祸！”经过的各村镇市，人人来看忠臣；周顺昌被逮，以颜佩韦、马杰、沈扬、周文元、杨念如五人为首，苏州市民聚集万馀人，为救周吏部，打死校尉，扯碎驾帖，被小说称为“胸中抱负为荆聂，专向人间杀不平”的英雄，说：“百姓一乱，其功不小”，甚至以诗赞曰：“皇天视听在斯民，莫道黔黎下贱身。曾见一城堪复下，果然三户可亡秦。”作者继承施耐庵、罗贯中开创的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同情支持民众正义斗争的传统，提出了所处时代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以艺术手段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种逼视当代现实的精神，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之施、罗之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无疑是极大的进步。
　　
　　从历史小说的文体特征着眼，《梼杌闲评》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得心应手地处理虚实关系，实现了故事情节真实性与传奇性的统一，人物形象鲜明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梼杌闲评》“总论”有诗曰：“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第三十二回有词曰：“目击时艰，叹奸恶真堪泪滴。”表明作者所“录”的，是有关“时艰”的种种“新闻”。作者对史料不仅极为熟悉，于史料的取舍也比较谨慎，正如邓之诚先生所说：“述忠贤乱政，多足与史相参”[5]，如所录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从语句简繁与行文口气来看，比《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更接近原文。在一些细节上，如魏忠贤生于戊辰（1568），乳名辰生，天启七年（1627）三月晦日是他六十生辰，就是正史所不载的准确纪录。但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据史敷陈，而是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以使故事贯通，情节生动。如第二十回“魏监门独力撼张差”，叙除夕之夜，入宫未久的魏忠贤打翻持棍闯宫之张差。据《明通鉴》卷七十五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则梃击一案，执张差者为韩本用，但并不排斥魏忠贤身与其事、史书讳言的可能；而“独力撼张差”云云，却确是虚构。由于作了这样的虚构，方使魏忠贤骤得擢用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再如杨涟参劾魏忠贤后，《明史·宦官二》载：“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爌。爌不应，遂趣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小说第三十一回“杨副都劾奸解组”却说刘若愚献谋要忠贤泣诉于帝，李永贞反对道：“上前泣诉，纵洗清身子，皇上也必不肯十分处他们。”魏忠贤便把本按住，迳直批道：“杨涟寻端沽誉，凭臆肆谈，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著内阁拟旨责问。”小说舍去“泣诉”的细节，更鲜明地突现了魏忠贤专横跋扈的性格。
　　
　　《梼杌闲评》又十分重视“野史”的搜求和采用，大胆地将整个艺术大厦的骨架，设置在虚构的人事因缘的基础之上。据《明史·宦官二》载，熹宗乳媪客氏与忠贤并有宠，“容氏yin而狠，魏心贤不知书，颇强记，残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凭着这一点材料，是难以写出有文学意味的情节来的。《梼杌闲评》巧妙地以一颗明珠贯串客魏的兴衰际遇，构成小说的中心环节：客氏之母梦赤蛇衔珠而生印月；魏忠贤之母从强盗窝中逃出，偿还客氏之珠，聘定印月为媳；魏忠贤十数年后贩布蓟州，宿于侯氏布行，客氏已嫁侯氏子，与魏忠贤暗中相通，赠珠作为忆念；忠贤涿州落难，将珠子典于质库；入宫得志以后，客氏向其索要明珠，翰林冯铨因献珠夤缘入相，故又名《明珠缘》。通过还珠、赠珠、当珠、索珠、献珠的虚构故事，既写出魏、客由微贱到发迹的曲折经历及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社会各侧面的世情色相。总之，《梼杌闲评》得心应手地用“小说”来统摄“时事”，在“小说”的格局中纳容“时事”的丰富内容；既不排斥虚构，也不将虚构作为一二点缀依附于史实之后，而是让虚构居于全书艺术构思的主导地位，以此来支配统摄作品的情节和人物，这是对《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成功创作经验的发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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