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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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充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内在联系，即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从而成功地设计出人物群象所构成的形象体系。
　　
　　魏阉乱政的史实具有芜杂、散漫的特质，魏忠贤的历史原型与众多人物之间，也缺乏戏剧性的纽带。如果只是据史敷陈，充其量不过如《先拔志始》、《剥复录》一类稗史野记。作者突破史实的束缚，不但塑造出一系列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而且将其构成互相冲突又互相依存的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形象体系。这一“组织世态”的网络结构，既囊括了整个时代的动态变化，又提挈着全书情节的起伏发展，是作者自觉整体构思的产物，是有别于自然状态的艺术美的体现。
　　
　　据文秉《先拔志始》载，崇祯定逆案时曾云：“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魏忠贤所以能猖獗一时，乃“五虎”、“五彪”、“十孩儿”为之羽翼，同恶相济之故。其中如崔呈秀、田尔耕、倪文焕，皆如吴伟业《〈清忠谱〉序》所云“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是阉党中最凶恶的分子。《梼杌闲评》在处理魏阉与其帮凶关系时，虚构了他发迹前与诸人的交往，写出了因命运的升沉荣辱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颠倒，通过富于喜剧性场面中的丑与丑的强烈对比，犀利地揭露丑的本质。如崔呈秀原是“蓟州城有名的秀才，当时考居优等，只是有些好行霸道，连知州都与他连手，故此人皆惧他”。彼时的魏忠贤是一个布商，因崔呈秀设局讹诈，代人出面调停，两种性格遂发生了碰撞。就崔呈秀来说，讹诈百十来两银子，不过是他千百件“没有天理的事”当中的一件，但他又是个见机而作的人，固然心狠手辣，也肯乘势下台；魏忠贤则早已洞见他的伎俩，却并不加以戳穿，只是审时度势，令其稍加收敛，适可而止。他此时的作为，虽亦有若干仗义因素，骨子里还是维护了崔呈秀的利益。他的干练机变，竟使崔呈秀忘却地位的悬殊，不觉十分钦敬起来。二人在作恶中互相认识，互相赏识，正是所谓“奸雄合当聚会”。这种对魏、崔微时交往的描写，正为日后崔呈秀拜在魏忠贤门下的行径作了铺垫。且看书中如下的精彩文字：
　　
　　……忠贤道：“咱昨日想起来，昔日在蓟州时与二哥原是旧交，咱如今怎好占大？咱们还是弟兄称呼罢。”呈秀离坐打一躬道：“爹爹德高望重，今非昔比，如今便是君臣了。”忠贤呵呵大笑道：“好高比，二哥倒说得燥脾，只恐咱没福。全仗哥们扶持。”
　　
　　崔呈秀的无耻卑鄙，魏忠贤的好受奉承而又故作姿态，一时毕现纸上。今日谄媚之崔呈秀，正是当日跋扈之崔呈秀。唯其如此，他才会心甘情愿充当最阴险的帮凶。这种不仅仅从横的方面、即在同一平面上写魏崔之间的联结，而且从纵的方面、即历史的立体变迁中描写魏崔的联结，实际上已经超出单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达到了“社会关系”的深度，故更能洞察人世的底蕴，产生意味深长的启示力量。
　　
　　《梼杌闲评》写田尔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田尔耕是“吮舔痈痔”的无耻之徒，早在峄山村与魏忠贤第一次相遇时，就是一个教唆诱惑他作恶的坏蛋。魏忠贤屡屡失足之后，听从妻子傅如玉“老田是个坏人，他惯干截路短行之事，切不可信他，坏自己之事”的警告，才与他断绝了交往。如果说对崔呈秀还有若干好评（如“极有气概”）的话，对田尔耕的人品则是绝对的否定。就是这个田尔耕，后来因把守哈达门混入奸细要受提问，心中焦惧，拟拜在忠贤门下，受他庇萌。妻子劝道：“你是嫡派大臣，倒去依附太监，岂不被人笑骂？”田尔耕竟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趣的是，他不像崔呈秀早知魏忠贤是自己的故人，及至拜为义子之后，作品方写道：
　　
　　……忠贤道：“田大哥一向久违，还喜丰姿如旧，咱倒老了。”尔耕道：“爹爹天日之表，红日方中，孩儿草茅微贱，未尝仰瞻过龙颜，爹爹何云久别？”忠贤笑道：“你做官的人，眼眶大了，认不得咱，咱却还认得你。”尔耕忙跪下道：“儿子委实不知。”忠贤扯起来道：“峄山村相处了半年多，就忘记了？”尔耕呆了半晌道：“是了，当日一见天颜，便知是大贵之相，孩儿眼力也还不差。如今为凤为麟，与前大不相同。”
　　
　　崔、田二人同属丑类，作者却极有分寸地写出丑的差异性，从而在他们与魏忠贤的联结方式上，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来。
　　
　　丑与丑本应是同气相求的，作者偏偏写出了矛盾和冲突。倪文焕也是魏忠贤微时的相识，缘魏忠贤拜在鲁太监门下，屈身阉竖以求进身。日后做到西城御史，适逢奉圣夫人之子侯国兴的家人在酒店闹事，倪文焕大怒骂道：“你主人不过乳媪之子，尔等敢于如此横暴放肆！”此时此际，倪文焕尚有若干正气在胸；及至惹出大祸，也曾想过：“拼着不做官，怕他怎的！”但由于贪恋官位，最后还是拜在魏忠贤门下，又昧着天良参奏了魏忠贤所恼的无辜正人，以为“投名状”。魏、倪的联络方式，又与崔、田有着明显的差异，通过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剥开了他龌龊的灵魂。
　　
　　魏忠贤与李永直、刘若愚的关系，构成另一类型的形象体系。“石林庄三豪聚义”一回，叙魏、李、刘幼时同学，一日游三义庙，刘若愚道：“我想当日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患难不离。后来刘玄德做了皇帝，关张二人皆封为神。我们今日既情投意合，何不学他们也拜为生死弟兄，异日功名富贵，贫贱患难，共同扶持。”然小人之盟，终与“义”了无相涉：李永贞发迹最早，稍稍得意，然因家有恶妇，使落魄之忠贤不能久住；忠贤发迹后，便将刘若愚取来，“哄他吃醉了，也把他阉割了，留于手下办事”。三人沆瀣一气，干尽不义之事。及忠贤败，发往凤阳安置，唯李、刘二人相送，“当年结义始垂髫，今日临歧鬓发凋”，悲凉的气氛中隐寓讥刺之意。
　　
　　与李、刘关系相比，更为密切、更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与客印月的缠绵悱侧、凄楚感人的因缘。小说写忠贤贩布蓟州的情形，对客印月因嫁了獃物的苦痛，和“为贫所窘，不能尽情”的心理，就有颇为细腻的描摹；对于忠贤的爽利精干而又好色贪财，也有生动的刻画。然此时客氏之纵欲，却是日后猖狂的根由，忠贤之阴狡，亦为日后揽权的前奏。要写的本是两个最大的丑类，却竟写他们原先并不尽丑，甚至竟有若干美的成分，正是一种辩证的美学观念。
　　
　　美与丑之间，更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作者在最大的丑类的对立面，设置了若干美的人物形象，并使之与魏忠贤的荣辱沉浮息息相关，尤见作者不凡的匠心。魏忠贤这个最不肖的人物，作者偏独出机杼地给他安排了一个大贤大惠的妻子，真是匪夷所思。通过与傅如玉美好性格的冲突，展示了魏忠贤堕落的轨迹，表达出严峻的审美评价。开初，魏忠贤见傅如玉为妖精所劫，想：“这几个男子逼一个女人，定非善类。”一时激烈起来，将妖精射走，救下了傅如玉。及至傅婆子以“女儿虽蒙搭救，但孤男寡女同过一夜，怎分清白”为由，要将女儿嫁与忠贤，忠贤以“我为一时义气救他，难道要你酬谢么”，坚辞不从。坏人并非生来就坏；此时之忠贤，确可以“若有一点邪心，天诛地灭”相自许。但在田尔耕百般怂恿下，见如玉生得端庄，又听说有许多田产，“终是小人心肠，被他惑动了”。婚后夫妇行坐不离，好生恩爱，然二人品性相去甚远，终不免发生冲突。先是魏忠贤欲吞下鲁太监之礼，如玉坚决反对，说：“受人之托，必当忠入之事，……你昧心坏他的事，于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他岂肯轻易饶你？”其后为与田尔耕、刘天佑等人厮混，如玉再三规劝，骂他是“禽兽不成人”，说：“你当初救我时，因见你还有些义气，才嫁你的；原来你是狼心狗肺之徒，也是我有眼无珠，失身匪人。”如玉一身正气，镇住了魏忠贤，使他“一连数十日不敢出门，终日只在庄上看人栽秧”。美与丑的冲突，美的一方一时占了上风。但魏忠贤禀性下流，终究经不住诱惑，还是滑向了丑恶的泥潭。
　　
　　魏忠贤发迹后，傅如玉不贪羡富贵，郑重叮嘱入京的儿子傅应星“切不陷身匪类，贪不义之富贵”，还不准儿子说出自己来，尤显识见之高。傅应星拜见时，魏忠贤果然问起如玉来，闻说已去世四五年了，垂泪道：“这是咱不才，负她太甚，九泉之下，必恨我的。”美与丑本应是势同冰炭的，而作品竟写魏忠贤依然怀念如玉，追悔不已，说明在美的品格的映衬下，他还能自感形秽，多少反映了美的感情的残留。惟其有这样的残留，就益加见出他的丑恶。傅如玉如此决绝地与作恶的魏忠贤划清界限，然而当魏伏诛之后，却“因悯孽夫积恶深重，虽受阳诛，难逃阴谴，冤仇如积，何时得解”，故发宏誓至愿，尽捐家产，修建无碍道场，超度幽魂，永离苦海，甚至不顾皮肉痛苦，燃指为香。这种既能“谏夫教子，不恋繁华”，又能“发愿解冤，功德无量”的博大胸襟，在那个时代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是符合美的标准的。
　　
　　结发之妻如此，亲生之子，亦由母亲之故，父子相逢，竟不得相认，这同“不来亲者亦来亲”的义子满堂，构成鲜明对照：“堪叹忠贤多不义，一生以此灭天伦”。作品还让傅应星这一亲生之子，同那班“自负阿父养子”的丑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酒席上大骂张体乾道：“我把你这害人媚人的禽兽，你不过在我母舅门下做犬马，才赏你个官做，你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本该打死你这畜牲，为那些无辜人报恨。只是便宜了你，且留你等那些冤魂来追你的狗命，碎剐你的皮肉！”以傅应星的性情，才能骂出这番话来；以傅应星的身分，才敢骂出这番话来。所以，挨骂的张体乾只得忍气吞声，道：“他是太岁头上的土，动也不敢动的。罢了，这也是我平日害人之报，莫怨他，是自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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