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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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时事小说第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是抨击魏忠贤擅权乱政的系列小说。
　　
　　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现象，几乎无代无之，其中又以明代的阉祸最烈。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云：“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叙武宗宠任阉人刘瑾等人，号为“八党”，斥逐阁老刘健，杀忠直内臣王岳，王守仁疏救言不宜任用阉人的戴铣，遂触刘瑾之怒，下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对宦官之恶已经作了沉痛的控诉。
　　
　　魏忠贤则是明代阉祸的巅峰。他除了擅权干政，又复扰民害民，尤为世人所切齿。《明史》卷二十三载：天启七年（1627）八月甲寅，熹宗崩；丁巳，崇祯即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己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1628）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壬寅，许显纯伏诛；崇祯二年（1629）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魏忠贤横行朝野六七年，一朝垮台，人心大快，举天同庆，一批暴露其滔天罪恶的小说竞相问世，形成一股颇为壮观的创作潮流。最早问世的有《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刊本，序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又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题“吴越草莽臣撰”，崇祯元年精刊本，凡例之二曰：“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成”，则成书于崇祯元年之秋。崇祯元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此时忠贤虽死，但“馀焰末息，羽翼未收”，关于魏阉的“逆案”（政治上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出；而从日后“定案”、“翻案”的反复看，个中的派性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阴阳梦》、《斥奸书》的作者似乎不曾顾虑时局的复杂性，仅用了创纪录的半年时间，就写成并出版了这两部时事小说，这不光需要相当的艺术激情，而且也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阴阳梦》内封题识云：“长安道人与魏监微时莫逆，忠贤既贵，曾规劝之，不从。六年受用，转头万事皆空，是云阳梦；及既服天刑，道人复梦游阴司，见诸奸党受地狱之苦，是云阴梦。”若从字面上理解，“长安道人国清”当是本书作者。但书中又明明告诉说，“长安道人”是小说中的人物。他在第八回登场，适逢魏进忠（魏忠贤原名）乞讨，为饭店主人辱骂，冷眼瞧见魏花子身段雄伟，岂常落于人后，遂进前劝解，赠金周济，并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第二十七回叙他知魏忠贤恶盈贯满，杀戮过度，趁生日时来点醒他。魏忠贤死后，道人梦游阴司，都天大王杨涟分付他传说业报因果，仙翁缪昌期又赠他“广长舌”。他出梦之后便捉笔构思，写成这部《阴阳梦》。可见，“长安道人”纯是虚拟的人物，如果把他定为作者，岂非同将“石兄”看作《红楼梦》作者一样荒唐吗？从种种迹象看，本书作者当是作序的“砚山樵”。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砚山“在福建建阳县东北三十五里，山有石端平若案，有微黑点，隐隐若砚，旧名夫子案山”。建阳是著名的刻书业中心，《阴阳梦》能较快地刊刻出版，与此颇有关系。作者自称“砚山樵”，大约是一位没有功名的村夫子，这在书中可找到若干侧证：1、作者对北方地理似不尽了了，第二回写“魏进忠、李贞、刘嵎从涿州一径往北京城来，行到武清地面，日色衔山，投宿旅店”。北京在涿州东北约60公里，由涿州进京，决不会走到直东偏南100公里处的武清；同回写何旺从保定公干回来路过武清，也是不明地理之故；第八回写魏进忠在涿州净身，再次进京，走到临清地方，临清在涿州正南300公里，进京而走到临清更是南辕北辙。可证作者确是南方人，也许从来没有到过河北。2、作者于朝中大事往往搞错，如第一回写魏进忠与李贞结交，此李贞当即史上的李永贞，小说改易人名，原无不可；但到了第二十七回，忽然冒出一句：“有个李太监叫做李永贞，先发言道……”，将李永贞说成与魏阉帮凶李贞不同的另一人，显然是无知造成的。第十九回写魏忠贤擅立内操，李贞恐人说抗违祖制，魏忠贤变脸道：“如今那个敢来说咱，他不要性命的！难道又生出一个杨涟来？”从行文看，杨涟其时已死，而第十四回杨涟上魏忠贤二十四罪，第二十二款就是“故违祖制，擅立内操”。据史载，设立内操在天启二年（1622）春，杨涟上二十四罪在天启四年（1624）六月，杀杨涟在天启五年（1625）六月，作者将时序颠倒，致使事理扞格。砚山樵之序结末云：“今而后，华胥子可蘧然高枕矣。”华胥一典，出《列子·黄帝》篇，《阴阳梦》引首谓人生世间是场大梦，第一梦便是轩辕皇帝的“华胥梦”：“华胥国的人无贵无贱，无谄无谤，一味浑厚平等温良。黄帝觉来，忻然自得，天下大治，就如那华胥国一般。”小说结末写长安道人阴司出梦，亦觉天下大治，故序以“华胥子”称之。长安道人之名本为陶玄，而书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书末署“长安道人国泰终南山广长庄书”，“国清”喻国家清明，“国泰”喻国家安泰，均属寓言。倒是砚山樵之“独醒轩”，有“诸人皆在梦中，唯我一人独醒，故能作此阴阳二梦以警世人”语，实为作者之声口。
　　
　　“砚山樵”的生平经历，决定他写作《阴阳梦》主要的依据是社会传闻。孙楷第先生以为是“多里巷琐语，无关文献”&<60;[1]。其实对小说创作来说，“多里巷琐语”并不一定是缺点。问题在于传闻琐语的采用，能否与史料的取舍抑扬有机结合，并同作者欲言之“志”有机地结合起来。《阴阳梦》从最贴近的距离，传达出民众在魏阉暴政下痛苦呻吟的心声，在那“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昼飞，漫漫荡荡宇宙，结成凄凄惨惨长夜不旦之乾坤”里，“人钳舌，路重足，小儿止啼，五六年来恍入幽冥道中，使人生几不知有何生趣”，说得真是再沉痛不过了；而“那时北京城里说了一个‘魏’字，拿去一瓜槌便打死了”，正是“人钳口，路重足”的最好注脚。小说写魏忠贤出巡大同府，“俨然是天子行事，搅得地方上官民人等，一个个坐卧不安，搜刮钱粮，食费廪给，弄得那民穷财尽，百姓吞声含怨”。《阴阳梦》又是最早为与魏阉英勇抗争的杨涟、周顺昌和苏州市民英雄立传的纪实性作品，它生动真实地昭示：面对恶势力的yin威，总有一批铮铮铁汉挺身而出，他们不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从文学的角度看，砚山樵谓“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司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而《阳梦》从情节和笔法上又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三为第一部分，叙魏忠贤微时可羞、可鄙的情事；卷四至卷八为第二部分，叙魏忠贤发迹后可畏、可恨的情事。
　　
　　《阴阳》第一部分三卷十一回，占《阳梦》的38％，比《阴梦》篇幅还长，写的是一个无赖子的经历。通过涿州聚党、京都充役、樗蒲赛色、青楼竞赏等，刻画了魏忠贤微贱时奸诈、贪赌、好色、没信行的恶德。但作者并没有对魏忠贤作脸谱化的处理，而是突出了他破落户“会顽耍、会诌趣”的秉性，抓住“吹弹歌舞绝伦”的特点来组织情节。起先，他与褫夺了青巾的秀才李贞相好，肆中饮酒时巴结道：“待咱唱一支情词，奉李爷酒何如？”口里唱曲，悠悠扬扬，引得武弁刘嵎的喝采，三人意气相投，遂相结交，这是第一节；而后同往京师，旅店中有人唱曲，“魏进忠听得，便技痒起来，心里道：‘我的本领高似他几分，这里不卖弄，那里去卖弄噗！’”也弹唱起来。唱曲的是何内相家人何旺，被魏进忠扫了兴，发作起来。恰是不打不相识，后来反得何旺之力，进京都做了礼部长班，这是第二节；魏进忠胡行乱法，诈骗得一千两银子，又被赌棍以名妓兰生做讹骗去，不想兰生倒真心爱上了进忠，闻知进忠恋上月仙，生了气，进忠便“改腔改字”唱了一只《挂枝儿》，引得兰生“十二分恼都化做水”了，这是第三节；魏进忠京中呆不住，便将破伞紫竹柄开管箫儿，一路或吹或唱，游到涿州，后来索性净了身，投花子太监入伙，颇得头头萨辣虎鲍宁的欢心，这是第四节；殷内相闻之，留在宅内弹唱，遂把“教师魏进忠”的名头传扬出去，何内相来访，将其请到私宅与李贞、刘嵎重逢，扶持进忠进了内官监，这是第五节。通过弹吹唱曲这一细节，勾画出无赖子魏忠贤的升沉荣辱史，颇可见作者之匠心。魏忠贤本极微贱之人，偶有机缘，小有得志，便露出奸诈、薄悻的本性，预示着今后弄权的因子，已深深潜藏在骨髓之中。但魏忠贤的落魄潜踪，虽说是作孽自受，却也颇能感出社会黑暗，世态炎凉。小说还描画出魏进忠性格乖巧伶俐的一面。如净身后再次进京，见开酒馆卖水的人因身子不快，挑不功，便主动上前替他挑水，盘算道：“京师的钱，一分银子总得六个，倒有—钱多一日，十日就是一两，一个月就是三两了，好过日子的。”须知魏进忠是“原自轩轩昂昂做过的人”，手头上攥过上千两银子，如今竟“肯做这下贱事”，还能说出“这还是个生意，自食其力的，胜过那花子万倍”的话。魏忠贤是坏人，但首先是人，他的升沉荣辱及与此相应的悲喜哀戚，都具备了审美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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