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钟书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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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无妨。
历来大都认为先生淡泊，虽亦有论曰不过是披着淡泊的外衣，
但窃以为这淡泊是真切的，至于是否因信奉“枪打出头鸟”而始为不得
已后为习惯就不得而知了。好在先生有缩小以避的言论可略作参考。
不过淡泊我是赞成的，但俺向来欣赏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态
度，所以对先生的这种淡泊也就不免有一点点不以为然了。到底俺还是激赏
熊十力先生那种摇旗招魂的率真与勇敢。当然一定以这种真性情来要求人未
免拘泥，但似乎也就不必给钱先生带上过大的帽子。如若我被框上
不合适的帽子也会汗颜以至推却的。
“围城”看过有些年月了，却对其中一个细节难以忘怀。先生在书中讥笑
一对夫妇，丈夫老是不知疲倦的反来覆去地讲同几个笑话，而妻子偏偏
每次又都笑得不亦乐乎，仿佛是第一次听到。不好意思的是我实在不明白
这有什麽可讥讽的。人家夫妇伉俪情笃，或许这只不过是他们间的一项有些
纪念意义的趣味罢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得看不起平常人的平常快乐是一件
并不那麽有趣的事情。这麽说恐怕因为我是平常人，也享受着“庸俗”的
快乐，于是对这种讥讽就有些忿忿然。不过或许钱先生和杨先生过着日日
常新的生活，自有资格俯视讽教我们。
说实话，在钱先生的休闲文章中（小说，散文），我无法体验到一种大师
应有的宽容。睿智倒是有，不过少了宽容就显得小器了。况且那些
“精妙的比喻”虽可忖应智慧，少一点却更可显的有容乃大。先生自己虽
言此乃游戏文章，但个中曲折也就不必多言了。
相反我倒觉得杨先生的“洗澡”更有人间烟火的亲切感。
谈了些不以为然，但其实我对钱先生还是颇为敬重的，只不用了“高标准，
严要求”罢了。而且本人也却实没有资格聒噪，自己还是一个不入流的
俗人呢。
钱先生享的高龄而故，料来对我这等后生小子的胡说也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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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读了MM1的《关于钱钟书》，想了很多。文中除了“八体投地”和“热爱”等几个词，我看了还觉得顺眼，其余的实在难以苟同。虽然文后说“欢迎讨论，但不希望论战”，但我还是想冲上前去，抢白MM1几句。可惜太远，够不着。并不是文章得罪我了这个“钱迷”，而是我为钱先生得到这样的评价感到委屈！当然，钱先生是云水襟怀，即便他自己看到这几句非议，也不过付之一笑，不置一词。然而正因为他看不到，看到的是我们这些未必真正了解他的后生小辈，所以我才觉得更有必要说说我的看法。说的温和点，算是讨论吧——若说是论战，那还需要有人来更激烈的反驳我，那我也是欢迎的。因为我不怕和别人论战，只怕没人在乎我的观点。

——有理不在声高，听我慢慢道来吧。
MM1文中对钱先生的两点“保留意见”是“炫学”和“冷嘲”，这两点在我看来，用来评价钱钟书都是不合适的。（当然，这是废话，否则我也不必写这篇文章了）


驳“炫学”

先说“炫学”吧。钱钟书的学问，谁也不能否认，稍微了解这个名字的人，也都会知道他的博学。他是我们公认的当代博学鸿儒，学贯中西，打通古今，才高一世，风华绝代，这些评价都恰如其分，毫不夸张。钱先生如此大的学问，那么他有炫耀自己的学问吗？（这个问题提的好，我倒有点感激〈关于钱钟书〉文中的偏见了，否则我怎么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替他解释：他有学问，但不炫耀？）

〈关于〉文中说“炫学”在〈围城〉中还不严重，无疑是在暗示也有。〈围城〉是近几年才重新出名的小说，读者甚众，再加上电视剧的推波助澜，轰动一时。历史对它的冷淡已经成为过去，它已经成为我们的经典必读。尽管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作者把小说的情节作为展示其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的媒介——〈关于〉文中的不严重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围城〉一书散发着浓郁的学者气，经典而又深刻的幽默，细致绝伦的心理描写，引喻广博，新奇迭出，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妙趣横生的议论更是精辟独到，发人深省。我每次读它都有新的感受。议论引喻虽然多，但是我认为一点儿也没有辞多害意，可以说是行云流水，发乎自然。我们青年人欣赏它的也正是这幽默精彩的学者文风，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这都是难得读到的。放在当时的文坛，更是一缕清风，沁人心脾。一本写于四十年代的小说，至今能有这么多的读者，这已经能说明一切了，不必多说。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钱先生的著作并不多，大都是学术著作。学术著作，我读的也不算多。〈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我都没读过，〈管锥编〉也懂的很少，略知三四（百分比），也没有良师指点（当然不如科班出身的条件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著作的评价，因为我读过他大部分的通俗作品。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他的文章应该分为两类：他的〈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宋诗选注〉才是文学作品，〈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应该是学术著作。前者几乎都是白话文，可以说明如镜，清如水，如〈谈教训〉、〈论快乐〉、〈一个偏见〉、〈说笑〉都是极好的文章，可以说幽默精辟、不温不火，偶尔有文雅精致的引语，也不至于读不懂，又何谈“炫学”？至于后者，MM1〈关于〉文中说〈管锥编〉、〈谈艺录〉读了很多遍，当然那完全可以做我的老师（不仅因为职业）。但是我想说的是，不应该用看待文学作品的眼光来评价学术著作。比较文学本来就是专业学术，有什么一般读者？〈管锥编〉、〈谈艺录〉难道是写给一般读者看的？即使你古文再好，能把〈管锥编〉里所研究的〈周易正义〉、〈全汉书〉〈焦氏易林〉等等这些书能通读的又有几人？我想即使在高校的中文系里，也不会比凤毛麟角多。〈管锥编〉用典奥的文言写成，是因为写于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当然不是为了向红卫兵们炫耀他的学问。即使是他的〈通感〉、〈中国诗与中国画〉、〈诗可以怨〉等文章也都是最经典的学术论文，当然不会有很大的读者群。当然，我们遗憾钱先生的文学作品太少，但即使这样，日本的学者还遗憾〈宋诗选注〉是针对广大的一般读者的，不是针对学术界的。所以评价钱钟书，首先应该考虑他是个学者，怎么可能会象三毛、琼瑶那样有那么多的发烧友？

再者，在文章里炫耀学问，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有语言多余而不是行文实际需要的含义（我想这样理解还厚道些，MM1不至于怀疑钱先生有虚荣心理吧）。试问钱先生那本著作里那一句话有“炫学”之虞，是多余的呢？钱先生晚年的著作可以说是严谨到了极至，如〈管锥编〉中所有的立论、举证都是小李飞刀——例不虚发。我反倒觉得过于严谨，矫枉过正，写得远远不够，简直是精练到了浪费材料的地步。应该组织人力抢救钱先生的精神财富才是。

确实，和有些很“火”的作家比，钱先生的文章流传太窄。但是，钱先生的文章，当然不是教科书里普普通通的的萝卜、青菜，寻常可见，没人喜爱；也不是在吟风弄月的报章杂志中随处可见的颜色鲜艳、方便爽口的清凉饮料，只解口渴，不裹饥肠；更不是经过商业运做、包装精美、精心勾兑的劣质假酒，醉人一次，醒后头痛；他的文章，是真正的营养价值极高的蜂皇浆，是经过辛勤劳作的结晶。蜂皇浆就是蜂皇浆，我们何必对着他表示不屑：这东西又不能当饭吃！——谁又要求你把他当饭吃？蜂皇浆太浓，将它稀释了加工贩卖的也大有人在。（当然也需要有人这样做）我就读到过一些看来很有新意、发人深思的文章，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由〈管锥编〉里的片言只语稀释出来的。（还是小有名气的作者呢。）

想到钱先生的人品，想起我读到的有关他的一些事。一位摄影系的学生，用真诚感动了钱先生，替他拍了几张照片（这也是很难得的，因为钱先生是最不喜欢宣传自己的），拍完道谢时，钱先生大笑说：“作为社会动物，必然塑造自己的公开形象，表明自己为某种角色，谁也逃避不了这个终身致力的制造和维修工作。但是尽心尽力的塑造不由得能保证作品的成功和效果。用谈话和举动为自己制造的公开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败的创作，当然也许是一位坏作家的最好的创作。”哲人警语，信口说来，不知道朋友们看了会是什么感受，我当时读了，是感觉心中灵光一闪，掩卷长思良久。我想，如果能好好理解这句话，或许会破除佛教所说的“我执”吧。而钱先生的境界，是当下卖弄风骚、追求轰动的文人所无法理解的，也不是某些签名授书的作家所能达到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炫学”一说，不必再辩。
当然，说实话，钱先生的诗作中讲究用典故，而且用的相当多，句句有来历，晦涩难解。但是他的古体诗本来也不是给咱们看的。好在他的白话文里还没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把他的学术论文当成散文看，肯定觉得书袋掉的太多，缺乏意境。有所谓成于学识，失于学识。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太爱钱先生了，希望他多给我们下里巴人写点东西。但钱钟书毕竟是个学者，学者的成就也不与知名度成正比。无论如何，“炫学”用在评价他的文章上是不合适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学术专著，我们也不会因为不懂而忽视它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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