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钟书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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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冷嘲”

关于“冷嘲”的评价，我同样同样想发发议论。“讽刺作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概念，意思应该是写讽刺文章的作家吧？好象说“幽默作家”更准确，没有幽默感的讽刺只能是谩骂。中国现代有幽默感的作家，如鲁迅、梁实秋、老舍、林语堂，当然还有钱钟书，我都很喜欢。幽默感如果也能计算等级分的话，我最钟爱的钱先生无疑是名列前茅。周谷成先生有名言，所谓幽默，就是知识大于所用。钱先生如此学识，当然也有配套的幽默，还有配套的性格——年轻时代的钱先生据说狂狷到了一定程度。他讽刺过周作人、林语堂等先生（也是我同样喜爱的学者），也确实有过分尖刻之处。但那些都是涉及学术的文章，只是立论正确的基础上偶尔放肆一下罢了，只能说明他不惧权威的治学气魄。——我还想说：我喜欢这样的气魄。真希望他能毫无顾忌的多说一些，让那些只会赞扬的人换换脑筋。而且那也不过是几篇文章，即便被指责为“谑而多虐”，年轻时的狂狷，也不能代表他的人品和全部作品的风格。因为他在解放后根本就没写国那样的散文。而且在其它作品中的讽刺根本就是“谑而不虐”，如《灵感》中的大作家，《围城》里的一些人，写的都很经典，丝毫不显得尖刻过分，只让人觉得深刻充分。


关于讽刺

扯的远一点儿，同我读过的其他“讽刺作家”相比比，钱先生也并不以“冷嘲”突出，只是风格各异而已。《关于》文中所谓“大多是热讽，是‘含泪的笑’，怀着一颗同情心的抨击，是热切的憎恶和希望。”，我没有机会学习什么文学理论，所以很有点费解。只是觉得“含泪的笑”肯定不会开心的，应该是很尴尬的笑吧，“热切的憎恶”也难以揣摩清楚，既热切又憎恶，想必也是很复杂微妙的感情。这两样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值得赞扬的。

每个人的读书感受都有区别。在中国幽默的作家中，我觉得梁实秋是更传统的学者，其幽默是文雅厚道，雅人深致；而老舍先生是轻松诙谐的，不仅写相声，也有相声大师的风采，他甚至会表演相声；林语堂先生虽然提倡幽默，但似乎并不真正很幽默（尽管我也很喜欢他）。而鲁迅先生才是尖刻辛辣，
“冷嘲” 真是远远多于“热讽”。
说钱先生冷静、超然，那有什么不好呢？所有有激情的东西都是禁不得的推敲的。激情过去，总还是冷静的时候多啊。而且，不冷静的讽刺，不是更不容易控制情绪，陷入到谩骂中吗？所以，惟其冷静，才弥足珍贵。说钱先生“甚至怀有一点恶意”，是欠公道的，一般说来，不冷静的恶意是有情可愿的，因为不冷静，而冷静的恶意那不是成了“故意”？果真有这样的情况，那也一定是值得“恶意”并且应该“恶意”的情况。（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钱先生的人品性情，谁敢？！——我和他决斗！）


｛关于鲁迅

谈到人品性情，我倒想谈谈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用我多说了，我想说几句非议，因为现在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先生也没有伟大到根本不须说的地步。——这绝对不是报复MM1的文章，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说的是钱先生虽然狂狷，口没遮拦，但待自己的朋友不失热忱、真诚，而鲁迅先生却是的过于敏感的，对待敌人的讽刺就不用说了，是“匕首”和“投枪”，但是对待学术范围内的朋友也同样是尖刻欠分寸的，其讽刺文章也往往过于偏激，常常涉及人身攻击。同时代的学者，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顾颉刚、梁实秋、沈从文，那个和他和睦？难道都是别人的不是？也许是由于我强烈的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这些作家学者我同样喜爱，所以我对于教科书上的评价非常反感，这些学者根本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和重视。（现在的大学里不知道是怎么样讲的，在我爱读书的年龄是这样的）

当然，鲁迅先生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其各不相同的背景和原因，不能一概而论。也许是在那个时代，斗争严酷。但鲁迅仍然是太过于敏感和冷峻了，他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这也是他和胡适等先生相比评价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吧。），有时把学术方面的讨论也变成了涉及个人的笔战和斗争。胡适是多么敦厚的学者，人品学识无可挑剔，他是绝对不会因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片面的评价别人的；周作人虽然沦为汉奸，大节有亏，但是真是无耻小人吗？林语堂先生也曾经和他是最好的朋友，后来还不是因为先生的神经质，最后失和；而他对梁实秋先生的评价简直就是谩骂，是有失风度的谩骂。（梁先生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此我耿耿于怀）尽管梁先生的观点不正确，我们应该相信是一种对文学本质的学术探讨，是不带有政治目的的探讨，而鲁迅先生的文章（居然在教科书里学它）则似乎是带着过分的偏见，和很容易发作的愤怒。（难道是因为当初梁先生指出了他的一篇译文的太差？）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梁先生，又到底那里发动呢，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谁又能抹杀呢？

最让我不平的是他和沈从文。由于他不认识丁玲，当丁玲写信去求他帮助的时候，他自己误会是沈从文写的，是冒名作女子的无聊的游戏，于是在文章里讽刺（肯定不是热讽），以先生的手笔当然伤害了沈从文。沈先生是何等热忱真诚的人，无端受到羞辱，也不愿解释。所以尽管同在北京多年，也不再来往。其实，先生是有机会冰释前嫌的：他只需在文章中承认是自己误会，冤枉了人，表示一下歉意，哪怕是真诚的一句，我想以沈先生的性格，一定会觉得心中暖暖的，说不定马上会拎着东西去拜访先生的。可惜他在知道真有丁玲其人后只写道：“看来不是休休芸（沈从文笔名）弄的鬼”，语气里仍透着说不出的尖酸——也许这就是他自己的道歉方式吧。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可能没有太大的地位，和鲁迅相比，是个晚辈，但是在我心中的地位高于书上对他的评价。所以我也很介意这件事。（扯的太远了。假如钱先生知道我因为帮他说话而这样非议鲁迅先生，一定会训斥小子无知，一派胡言。但是想在心中也是同样的不敬，说出来也不算罪过。而且我们在鲁迅先生、钱先生等学者的面前都是小孩子，说不定他们老人家喜欢小孩子胡言乱语呢。而且他们的成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胡说而改变。）｝


关于“才情”

《关于》文中说钱先生是“心灰如死的态度”，实在让我无法沉默。细想我又平静了，可能还是因为钱先生的面对一般读者的通俗作品太少，解放以后几乎没有，喜爱他的朋友只好到他的学术著作中去寻觅，所以有此感慨。学术著作有几个是热情奔放的呢？难道我们应该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什么玩意儿？一点感情都没有！

那么他的通俗作品如小说、散文和诗中真的是让人感觉“心灰如死”吗？他笔下的人物，除了唐晓芙没有受到他犀利透彻的讽喻，其它无一幸免，这也是事实。讽刺那些虚荣、可鄙的人和现象，在钱先生的作品里是很多，那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少。《百合心》如果完成，我们也就没有这样的遗憾了。而且如方鸿渐、赵辛楣、孙柔佳、曼倩等，我并不觉得他们怎样的可怜可鄙，至少我自己就没觉得比他们高尚。而且，作品写的“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不多，并不等于作品让人觉得“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太少，更不等于说作者觉得“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太少。——恰恰相反，有些作品里有很多“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足以让人落泪，比如三毛的作品，但那好象都是虚幻的文字世界，作者似乎并没有真正看到更多美好的东西，否则三毛怎么会自杀？若要以我之歪见，讽刺可怜、可鄙的文字比例多，正说明钱先生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这就好比疾恶如仇的人往往古道热肠、丈夫吃醋说明爱妻子一样辨证。

若说钱先生的文章缺乏美好的感情，我一样不赞同。吴宓先生评价钱钟书是“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有才无情，那是腐儒，是那些绝迹的遗老遗少；有情无才的，是我们这些浮躁的追星族。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不仅学识淹博，而且才情兼具。这么多人喜爱他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他的才情。《围城》就不必说了，写的都是情：世情、人情、爱情还有友情（不是情难道是阶级斗争？）在他的散文中也是同样深邃精辟，省心醒目，如《围城》中的妙语俯拾皆是。这绝对不是有技巧就能达到的。在他的诗中（我所能读懂的并不多），虽然用典过多，但也同样有感人的篇章。如我喜欢的“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苦雨寒宵，孤独难眠，多熟悉的意境，有过类似感受或者能够理解这种感受的人，都会缠绵在钱先生的诗意里。当然，从不失眠的人例外。今年又在报纸上又读到他的四言诗《无题》，其中有“如无却有，悒悒莫解”、“心中有物，即之忽稀”的诗句，且不论它的字浅意深，直指人心，诗中所描述的那又是多么细腻的感受！难道是“心灰如死”的人能写出来的吗？

钱先生的名章隽句，难以尽述。我最喜欢《谈快乐》中的几句，大意是快乐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糖，又好比赛狗场里的电兔子，短暂的快乐引诱我们活过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庸庸碌碌的生活里，当我们迷惘痛苦的时候，在车来车往之间，在独坐静思之时，仰望钱先生的深邃睿智，咀嚼钱先生的隽思妙语，也能让我们在这苦闷的人生中，多一点热情和自信，少一点无助和孤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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