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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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
的另一伟大成就,是用生活的真实来深刻地表现知识分
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同时也反映他们
的个人主义及其抗争的软弱性。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同
时代的其他作家未能达到的。
1925年前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等,政治
上日趋保守,鲁迅却继续在文化领域作战,他参加了语
丝社,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了《晨报副
刊》、《京报副刊》,编辑了《莽原》周刊等。在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他站在进
步学生方面,痛斥“甲寅派”压制学生的罪行和复古主
义的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的仗势欺人和流
言诬蔑。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
难者,总结斗争教训,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帮
凶,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
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号召青年要成为真
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时期的
杂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向激烈的政治斗争。《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
统的中庸之道的战斗檄文,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
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表明鲁迅韧性战斗的彻底
革命精神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并充分反映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
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鲁迅感到原有的思想武器已
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从现实斗争中不断接受社
会革命论的思想,进一步激化了他世界观中新旧思想的
矛盾。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更无情面地解
剖自己。现代文学的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当时
所写的一些书信、杂文,突出地反映了他解剖自己的努
力。
《野草》写于1924至1926年,共收入23篇作品。它
们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又反映了作者追求
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内心矛盾和在探索中前
进的革命精神。作品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采多姿,
既有象征主义的方法,也有类似杂文的讽刺。作者的思
想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但
由于环境关系“难于直说”,有的作品意思比较隐晦。
为了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和迫害,并出于对南
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
1926年 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
等课程,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出版。他还写了
5篇“旧事重提”,后来合以前所写的5篇,辑成散文集
《朝花夕拾》出版。这些作品以亲切的笔调,沉郁的感
情,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片断经历,侧面地勾
划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回忆往事和追怀保姆、父
亲、师友的同时,渗透着鲜明的爱憎,闪射着反封建主
义的怒火,以及对于“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旁敲侧
击。他在厦门所写的《写在〈坟〉后面》,对过去的斗
争经历和思想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解剖,第一次作
出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鲁迅经历多年的现实斗争之后,正
在酝酿一次思想飞跃:他鲜明地批判了唯心史观,踏上
了唯物史观的门槛。
轰毁进化论思想,转变成阶级论者 经中国共产党
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 1月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
和教务主任。此后他和共产党人、革命青年有了密切的
联系,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
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
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
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4月10日,在革命军胜利进军
的欢庆声中,他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
列宁的名言作为立论的根据,要人们吸取教训,力戒“小
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中”,以防敌人“乘隙而起”。他
主张“不断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两天后,蒋介石
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
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
主任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他愤而
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在白色恐怖中,他继续在广州坚
持写作和斗争,这些文章收在《而已集》里。
剧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教育着鲁迅。过去他
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知道不然了。
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
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过去信奉的
进化论,被彻底“轰毁”了,从此他开始转变成阶级论
者。在阴霾满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
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达上海。他和许广平同
居,在这里开始了后期10年光辉的战斗生活。“这时有
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
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28年3月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到上海不久,鲁迅就接编《语丝》半月刊,与郁达
夫合编《奔流》月刊,还参加了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
产党取得联系。1928年,由创造社、太阳社发动,鲁迅同
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为了正
确阐明问题,鲁迅翻译和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
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意见,
对创造社等的“左”倾错误提出正确批评,这有助于无
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1929年,鲁迅主编《科学的
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苏联的一些著名论著。
在认真学习革命学说的过程中,他认识到“惟新兴无产
者才有将来”。这期间,他和柔石等组织朝花社,介绍
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新兴的木刻艺术,先后出版《朝
花周刊》和《艺苑朝华》等。1929年 9月,儿子海婴在
上海出生。这两年的杂文收在《三闲集》里。这个集子
反映了他在论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想变迁,表明
他逐步掌握新的思想武器的历程。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
益。为了改造旧中国,他不断寻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
道路。先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后来才找到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最初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改造,
后来才重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从革命民主主义者
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
家,这就是鲁迅的思想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战斗道路,反
映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方向。鲁迅是带着自己丰富的斗争
经历和痛苦的经验教训,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
接受了,就深信不疑,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
对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简单地复述或演绎别人的说
法,而是善于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用自己丰富的
斗争经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去印证它,阐发它。马克
思主义真正化成了他的灵魂和血肉。
1930年 9月17日“左联”在上海秘密为鲁迅作“五十岁
纪念”时摄
1930年1月起,鲁迅主编《萌芽月刊》(后为左联机
关刊物)。1930年2月,他参加并发起党所领导的“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旋即遭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
落文人”的罪名发出的“通缉”,鲁迅对此毫无所惧。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并参加了领导工作。他和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消除分
歧,团结战斗。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对
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中国文艺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正确提出对革命作家的要
求和左联工作的方向,因而成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
导性文献。左联成立前后,鲁迅团结许多革命作家,对
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民族
主义文学”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批判人性论,阐明文学
的阶级性的原理,揭露“挥泪以维持治安”的“刽子手
和皂隶”的本质,并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
所产生的流尸文学,坚持彻底的批判。
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柔石、殷夫等被国
民党捕杀。鲁迅也处在被国民党搜捕的险境,他被迫离
家避难,但依然不忘战斗。他在左联秘密刊物《前哨》
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写《黑暗中国的文艺界
的现状》,委托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译成英文,投寄国外,
控诉国民党的血腥罪行。两年后,他又写下《为了忘却
的记念》,再一次悼念亡友和控诉反动派。
左联成立前后,鲁迅自觉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下战斗。个人奋战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
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且
鲁迅(1881~1936)
的另一伟大成就,是用生活的真实来深刻地表现知识分
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同时也反映他们
的个人主义及其抗争的软弱性。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同
时代的其他作家未能达到的。
1925年前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等,政治
上日趋保守,鲁迅却继续在文化领域作战,他参加了语
丝社,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了《晨报副
刊》、《京报副刊》,编辑了《莽原》周刊等。在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他站在进
步学生方面,痛斥“甲寅派”压制学生的罪行和复古主
义的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的仗势欺人和流
言诬蔑。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
难者,总结斗争教训,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帮
凶,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
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号召青年要成为真
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时期的
杂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向激烈的政治斗争。《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
统的中庸之道的战斗檄文,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
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表明鲁迅韧性战斗的彻底
革命精神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并充分反映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
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鲁迅感到原有的思想武器已
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从现实斗争中不断接受社
会革命论的思想,进一步激化了他世界观中新旧思想的
矛盾。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更无情面地解
剖自己。现代文学的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当时
所写的一些书信、杂文,突出地反映了他解剖自己的努
力。
《野草》写于1924至1926年,共收入23篇作品。它
们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又反映了作者追求
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内心矛盾和在探索中前
进的革命精神。作品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采多姿,
既有象征主义的方法,也有类似杂文的讽刺。作者的思
想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但
由于环境关系“难于直说”,有的作品意思比较隐晦。
为了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和迫害,并出于对南
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
1926年 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
等课程,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出版。他还写了
5篇“旧事重提”,后来合以前所写的5篇,辑成散文集
《朝花夕拾》出版。这些作品以亲切的笔调,沉郁的感
情,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片断经历,侧面地勾
划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回忆往事和追怀保姆、父
亲、师友的同时,渗透着鲜明的爱憎,闪射着反封建主
义的怒火,以及对于“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旁敲侧
击。他在厦门所写的《写在〈坟〉后面》,对过去的斗
争经历和思想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解剖,第一次作
出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鲁迅经历多年的现实斗争之后,正
在酝酿一次思想飞跃:他鲜明地批判了唯心史观,踏上
了唯物史观的门槛。
轰毁进化论思想,转变成阶级论者 经中国共产党
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 1月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
和教务主任。此后他和共产党人、革命青年有了密切的
联系,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
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
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
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4月10日,在革命军胜利进军
的欢庆声中,他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
列宁的名言作为立论的根据,要人们吸取教训,力戒“小
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中”,以防敌人“乘隙而起”。他
主张“不断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两天后,蒋介石
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
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
主任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他愤而
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在白色恐怖中,他继续在广州坚
持写作和斗争,这些文章收在《而已集》里。
剧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教育着鲁迅。过去他
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知道不然了。
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
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过去信奉的
进化论,被彻底“轰毁”了,从此他开始转变成阶级论
者。在阴霾满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
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达上海。他和许广平同
居,在这里开始了后期10年光辉的战斗生活。“这时有
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
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28年3月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到上海不久,鲁迅就接编《语丝》半月刊,与郁达
夫合编《奔流》月刊,还参加了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
产党取得联系。1928年,由创造社、太阳社发动,鲁迅同
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为了正
确阐明问题,鲁迅翻译和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
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意见,
对创造社等的“左”倾错误提出正确批评,这有助于无
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1929年,鲁迅主编《科学的
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苏联的一些著名论著。
在认真学习革命学说的过程中,他认识到“惟新兴无产
者才有将来”。这期间,他和柔石等组织朝花社,介绍
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新兴的木刻艺术,先后出版《朝
花周刊》和《艺苑朝华》等。1929年 9月,儿子海婴在
上海出生。这两年的杂文收在《三闲集》里。这个集子
反映了他在论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想变迁,表明
他逐步掌握新的思想武器的历程。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
益。为了改造旧中国,他不断寻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
道路。先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后来才找到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最初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改造,
后来才重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从革命民主主义者
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
家,这就是鲁迅的思想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战斗道路,反
映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方向。鲁迅是带着自己丰富的斗争
经历和痛苦的经验教训,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
接受了,就深信不疑,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
对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简单地复述或演绎别人的说
法,而是善于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用自己丰富的
斗争经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去印证它,阐发它。马克
思主义真正化成了他的灵魂和血肉。
1930年 9月17日“左联”在上海秘密为鲁迅作“五十岁
纪念”时摄
1930年1月起,鲁迅主编《萌芽月刊》(后为左联机
关刊物)。1930年2月,他参加并发起党所领导的“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旋即遭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
落文人”的罪名发出的“通缉”,鲁迅对此毫无所惧。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并参加了领导工作。他和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消除分
歧,团结战斗。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对
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中国文艺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正确提出对革命作家的要
求和左联工作的方向,因而成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
导性文献。左联成立前后,鲁迅团结许多革命作家,对
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民族
主义文学”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批判人性论,阐明文学
的阶级性的原理,揭露“挥泪以维持治安”的“刽子手
和皂隶”的本质,并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
所产生的流尸文学,坚持彻底的批判。
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柔石、殷夫等被国
民党捕杀。鲁迅也处在被国民党搜捕的险境,他被迫离
家避难,但依然不忘战斗。他在左联秘密刊物《前哨》
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写《黑暗中国的文艺界
的现状》,委托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译成英文,投寄国外,
控诉国民党的血腥罪行。两年后,他又写下《为了忘却
的记念》,再一次悼念亡友和控诉反动派。
左联成立前后,鲁迅自觉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下战斗。个人奋战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
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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