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魏征法律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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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敕文上批注意见后退回的叫徐归。《新唐书·百官志》说：“凡面司奏钞，侍中即
审，则绘事中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鼠而奏还，谓涂归。”可见，给事中官虽不大
（五品），在立法中却起着重大的监督作用。魏征任此职时，为了不致把署敕形成走过
场，经常不畏权相之虎威，甚至冒着犯龙鳞触忌讳的风险，严格把关，一丝不拘。按唐
代有关兵役法规定，男子二十一岁为成丁，(14)开始服兵役，六十岁免兵役。有一次简点
使右仆射（丞相）封德彝等人要把当年征兵范围扩大到十八岁，这不仅跟当时的法律相

抵触，也增加人民的兵役负担。虽然唐太宗已同意，诏敕也已草成，但受到魏征的坚
决抵制。“敕三、四出”，魏征拒不署敕，唐太宗曾亲自出面逼他署敕，魏征不仅未被慑
服，反而严辞反驳唐太宗说：“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并进一步批评李世
民说：“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事实上经常言而无信，自登极以来出诏敕不谨，有法不
依，大事三、四件“皆是不信”，似此如何取信于民？在魏征的坚持下，李世民不仅取
消了这次沼敕，而且承认了前几次立法无信，致失民望的错误。(15)由此一例，可见魏征
主张立法诚信的一斑。
刑事立法要宽平，这是魏征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人君之道，
惟在宽厚”，古来帝王以刑杀为威者，实非久安之策。刑法是阶级镇压的工具。统治阶
级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经常采用威吓主义和报复主义的手段，用残酷野蛮的刑罚对人
民进行大肆屠戮！这样作，直接遭殃的是被压迫的人民。同时，客观上对统治阶级也带
来不利的后果。因此，唐初有远见的政治家魏征等人，力主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刑事镇
压，废除一些野蛮的刑罚。《旧唐书·刑法志》说：“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
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法律），戴胄、魏征又言旧律令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
条，免死罪”，于是，“应死者，多蒙全活”。《贞观律》在《开垦律》、《赋德律》
基础上进行修改，使刑罚大大减轻，“去大辟（死刑）之条九十二，减流入徒七十一，
其它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数”。《永徽律》基本照抄《贞观律》，不过文字略
有改动。而《永徽律》被清代大学问家纪学岚誉为“出入得主今之平”。(16)
当然，说唐律宽平是和我国封建社会各代刑罚相比较而言，以封建法律而论，秦律
最为严酷，实行族诛连坐，一人犯罪，数族遭殃。仅其死刑就有十三、四种之多。汉代
刑罚比之秦代有所减轻，而死刑仍保留有弃市、腰斩、枭首、族诛等野蛮形式。《唐律》
悉皆废除，死刑定为绞、斩二级，已比较文明，至宋、明不仅有些野蛮刑罚又恢复，切
又增凌迟之刑，残忍已极。就封建刑罚打击的最主要对象谋反罪而论，唐律较其前代、
后代处刑也都轻。汉代对于谋危社稷之罪，本人不分首从皆腰斩处死，其父母妻子同产
无少长皆弃市。《明律》对谋反大逆者，本人凌迟处死，其被株连亲属包括祖父、父、子、
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亦不沦笃疾废疾，
凡年十六岁以上者，一律处以斩刑。相比之下，《唐律》对谋反罪处罚比之前代、后代
都轻。《唐律》规定凡谋反大逆，本人不分首从皆斩，父及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其余亲
属都可不死。而且《唐律》对谋反大逆，根据情节轻重，分四种不同情况对待，上边所
举为最重者，如果仅是“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者，仅流二千里。《明律》则
不分轻重情节，只要是罪涉谋反大逆，便大加屠戮，株连无辜，往往一案数百人，甚至
夷灭三族、九族、十族，以至乡里为墟。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宽简刑政在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这显然与魏征的德主刑辅
的法律思想是分不开。元代人柳察在《唐律疏义·序》中说：“始太宗因魏征一言，遂
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对魏征法律思想给唐初立法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
《唐律》出现的更主要功劳应归功于进入繁荣期的封建经济基础。
然而，魏征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的法律思想是带有局限性的，他主张德主刑辅也
是有条件的。他一方面强调“人君之道，惟在宽厚”，另一方面又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可

以用“猛”即残酷的镇压手段以济“宽”。他认为刑罚的宽、猛不是永久不变的，要根
据客观情况因时制宜。他说：“自古为政者，因时设教。若人情似急，则济之以宽；如
有宽漫，则纠之以猛。”“宽猛相济”的思想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所高唱的“德主刑
辅”原则的伪善性和局限性。一旦农民阶级的反抗危及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时候，
封建地主阶级的庐山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二、魏征的执法思想
魏征曾做过门下省侍中、给事中、尚书右丞等官，这些职务都涉及到司法。他在长
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执法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志存公道，一一于法。所谓一一于法，就是在适用法律上，对所有人都用一个统一
的标准，不能分此轻彼重，因人而易。他说：“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
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因此，一一于法，包括两方面，一是说
执法人员在施用刑法时不因犯罪者的贵贱亲疏而轻重，要一视同仁，而且皇帝也要依法
办事，不能离开统一的法律，仕情轻重，即所谓帝王“与天下画一”。这里有了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当然，封建等级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唐律疏义》规定
了议、请、减、赎、官当等各种对封建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司法特权，在封建社会里，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话。但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到有法必依，却是许
多有见识的封建官僚所坚持的，魏征即是其中代表之一。魏征认为法是国家之“权衡”，
行动的准绳，是所有人行为的共同准则，在法律的适用上应对所有人一致，不应该因人而
异。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志存公道，不欺良善，不阿权贵，不谋私利，不殉私情。他
坚决反对执法无定科，任情轻重。他批评唐太宗对官吏的处罚不能一一于法，而是“取
舍在于爱僧，轻重由乎喜怒”。自己所爱，罪虽重也要强辞为他辩护，自己所恶，过虽
小也要吹毛求疵。他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如果是这样执法，怎么能让人心服。
君上对群臣在情感上有亲疏爱憎是完全正常的，而且往往是对所憎者唯见其恶，对所爱
者，唯见其善。这是一种感情上的偏见，这种偏见很容易影响执法。因而执法应避免偏
见，要客观慎重，作到公正平允。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就应该作到惩除邪恶而不
犹豫，奖拔贤能而不怀疑。濮州刺史庞相寿原是秦王府旧部，因犯赃罪被解职，唐太宗
因庞是自己的老部下，故千方百计为庞辩解，说庞相寿的贪罪是由太贫所致，决定赐绢
百匹，并使官复原职。魏征对唐太宗的决定坚决反对，据法力争，说秦王府旧部甚多，
如果都恃思不法，法律的尊严将如何维护？唐太宗只好维持原判，取消对庞相寿复职的
决定。
魏征认为“法有定科”，有法必依，不仅包含着不允许法内施思，殉情在法；而且
还包括反对法外用刑，“法外用刑”也是与“法有定科”相抵触的。所谓法外用刑亦即
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对人施用刑罚。这里包括无罪而判刑和轻罪重判。如果允介
法外用刑，封建官吏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无辜者进行肆无忌惮地司法迫害。《唐律》中
也有限制法外用刑的规定，如《唐律疏义》卷三十说：“诸断罪皆须县引律、令、格、
式正文，违看笞三十。”这里已包含着罪刑法定的倾向。《唐律硫义》第四九九条规定：
“诸断罪应绞而斩，应斩而绞，徒一年。”绞、斩本皆死刑，但因绞刑能保全尸首，故轻于

斩刑，对这样轻微的差错尚且要徒一年，《唐律》之规定可谓严矣。但封建法律规定是
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封建官吏乱施yin威，法外用刑，视法律如具文，乃封建司法
之常。这也是魏征所坚决反对的。乐蟠县令叱奴骘因盗官仓粮事发，按律其罪不够死
刑，唐太宗为杀一敞百，下令处死。魏征认为这是法外用刑，皇帝处罚官吏也应遵守法
律，不能凭一时之喜怒。他说：“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皇帝带头不遵守法律，必
然使天下之人“法外畏罪”，将使人民无所措手足，这将有损法律的威信。
魏征对于审判方面也有其积极的思想。他主张审判要重事实，反对严刑拷讯。首
先，他说：“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17)他所说的“所犯之事”，亦即今天
我们所说的犯罪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即指此。看判案是否正确，一般有三个标准：一是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
据是否充足；二是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三是量刑是否适当。其中第一条是定案正确的关
键，第一项错了，其他两项肯定错。不调查研究，不查清事实，不重证据，只轻信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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