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魏征法律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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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现代法制的角度概括了唐代名臣魏征法律思想的特征：第一，主张立法
诚信，强调有法必依，反对有法不依和朝令夕改；第二，在适用法律上主张“志存
公道”，“一一于法”，反对因人而异；第三，在审判上主张重事实，反对刑讯逼
供。作者认为，以上法律思想不仅对贞观时期的法制建设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
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魏征是唐初贞观重臣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有远见的封建政治思想家，而且是古代卓
越的法律思想家。他的法律思想对唐初的法制建设，有着重大的影响，有些方面还可作
为今天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借鉴。从古为今用的目的出发，我们对魏征的法律思想作一
初步探讨。
一、“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辅”是魏征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的立法和执法思想的基础。他
认为封建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向人民实行德政以获得民心；同时，
以刑罚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作为辅助手段，这就是德主刑辅。魏征认为，“德”是安
邦定国的大纲和根本。他说：“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
礼形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①还说：“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②
所谓德政，是与暴政相对而言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是阶级的政权，封建国家的法律
和制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统治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德
政和暴政的阶级实质都是一样的。其差别在于德政不象暴政那样暗无天日，不顾人民死
活；德政比较注意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注意与民休息，使封建的社会经济能够得
到恢复和发展。同时，注意加强吏治，刑罚宽平，使人民的人身和生活能有一个最基本
的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社会繁荣安定，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安心
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统治政权也才能巩固，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然而，有些统治者，只
迷信自己权力的威力，从来不顾人民的死后，喜欢用暴力迫使人民慑服。秦始皇“乐以
刑杀为威”，③无休止的徭役，无限度的赋税，使人民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力织不足

衣服，食狗彘之食，衣牛马之衣，人民略有不满便加以繁刑严诛。广大农民和奴隶在忍
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自谓强盛的秦王朝。可见并不是一切剥削阶级
的政权都是无差别的。当然，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权都是不会真心关心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只有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关心自己的根
本利益。但是在有的政权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一些改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
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希望有一个好皇帝，
原因就在这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是片面的，是把问题绝对化了，只承认事物
的共性，不承认事物的个性，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不承认剥削阶级中也有个
别为劳动人民利益着想的人，也不承认封建政权能制定出某些有利于人民的法律条文和
政策，否定德政有一定的人民性，一概给它们扣上“欺骗”的帽子。这实际上是左的流毒
在学术理论上的反映。今天，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德政，给“德主刑铺”思想以
应有的历史地位。
德主刑辅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周初的大政治家周公旦鉴于殷亡的教训，提出
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④的思想。他时常教训周家子弟要象文王那样做仁人，
旅德政。他告诫弟弟卫康叔使用刑罚要慎重，要依据法律，不要依仗手中的权力为所欲
为，在杀无辜。不是按着你卫康叔的个人意愿“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⑤，要保护
人民，“若保赤子”。⑥对于那些“杀越人于货”的“无恶大憨”，则要坚决地“刑兹
无赦”。⑦这就是德主刑辅的思想渊源。孔子也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他说：“道之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⑧主张使民“富之”，
让民能“足食足兵”，主张统治者对人民“施从其厚”，“敛从其薄”。⑨盂子将孔子
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仁政学说，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赋敛”，“勿夺民时”，能使
人民过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⑩的小康生
活。汉初君臣总结秦亡的教训，讨论长治久安之策，陆贾、贾谊等人提出治国以仁义为
先，把德主刑辅的思想作为汉初的立法指导思想。汉以后，德主刑铺思想的影响越来越
大。
唐初君臣从封建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将德主刑辅的思想作为唐初法律的指导思
想，认真贯彻到唐初立法的实践中去，对安定唐的社会秩序，恢复唐初的社会经济，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李世民、魏征等人是贯彻这一思想的核心人物和典型代表。
魏征出身下层社会，了解人民的疾苦，他年轻时曾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农民起义军，认
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知道统治者对人民压迫越厉害，人民的反抗也就越厉害。他常对李
世民讲君和民就象舟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他希望李世民能坚持不懈地
执行“安人宁国”的方针，省刑罚，薄赋敛，与民休息，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贞观之初，李世民曾怀疑大乱之后能很快恢复治世，魏征却认为“大乱之易治，譬
犹饥人之易食也”。(11)久经暴政和战乱之后，统治者略施“恩惠”，便会得到人民的拥
护。他劝李世民实行“王道”，“明德慎罚”。他说：“圣主明君，移风易俗，不是靠
严刑峻法，而是在于“仁义”，“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
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12)如仅靠庸才俗吏，滥用刑罚“以绳四海之
人”，是不可能实现治世的。仁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未计。战国法

家商秧、韩非等人所以主张重刑，是因为战国之士纵横游说，间谍交错，谒诈难防。在
那种形势下，施以深法峻刑来防祸患，权且救弊于一时，并非治国的长久之策。
在德主刑铺法律思想的指导下，贞观之初，不仅在《开皇律》、《武德律》基础上
修改制定了《贞观律》，而且进一步修改、制定了一些有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减轻农
民兵役、赋税、摇役方面的经济法规。在这些立法活动中，都体现了魏征等人“德主刑
辅”的法律思想。
魏征立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诚信。他把“德义”和“诚信”并看作治理国
家的大纲，失掉大纲，就难保政权的巩固，因诚信是民心所系，失掉诚信就会失掉民
心。他说：“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统治者对人民说话要算
数。统治者不仅要及时制定一些有利于人民、符合人民愿望的法律法规，而且要作到有
法必依，制定了法律就要认真去执行，不要把它当作一纸空文，更不要朝令夕改。否
则，就会失掉民心，失掉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魏征总结说：“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
而不从，令不诚也。不信之言，不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13)
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皇帝的言和令都是法律的主要渊源。《律》是封建法律的主
要形式，如《秦律》、《汉律》、《贞观律》、《永徽律》等等，这些律是经过较严格
的程序制定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带有法典的性质。此外，还有其它法律形式，如汉有
令、科、比，唐有敕、令、格、式，未有敕、例等等。敕令亦即皇帝的诏敕，是唐代法
律的重要形式之一。诏敕制作简便、灵活、及时。皇帝可根据当时需要，随时发布各种
诏敕。正因如此，也容易出现以敕代律，朝令夕改，前后矛盾的现象。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为
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取得被统治阶级
的承认，总是把统治阶级的意志，经过国家的制定和认可，使之上升成为国家的意志，
由国家强制执行。为了把这种“国家意志”说成是超阶级的，代表全民利益的，统治阶级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在不违背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制定一些反映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法
律条文。当然，这往往是经过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而人民却往往对统治阶
级被迫许下的诺言抱有很大希望。岂知统治者对人民有利的诺言和立法，不过是搪塞和
敷衍，所制定的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纸具文，甚至采用朝令夕改的手法，在今天立法中
给予人民的权利，又用明天的立法加以限制或剥夺。这就是魏征所说的不信之言，“无
诚之令”。魏征曾作过门下省的绘事中，负责诏敕的审核签署工作，他不畏权贵，不顾
安危，以自己的职权来维护唐初立法的诚信，在立法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唐代敕令的制定，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中书省负责起草诏敕，门下省负责审核，具
体有门下省的给事中署敕。给事中认为敕文不当，有权驳回中书省，叫作封驳；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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