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魏征法律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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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在黑暗的封建社会，法官采用纠问式审判方式，坐堂
问案，定案以被告口供为依据。而拷讯是取得被告口供的最简便方法。官吏由于懒惰无
能，由于断案期限急迫，或者由于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等各种原因，急于取口供定案，
不借动用最野蛮、残酷的刑讯手段，被告受刑不过，只能按着审官的意思招承，在黑暗
的封建社会，千千万万个“窦娥冤”，就是这样造成的。汉代路温舒就曾指出：“人情
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魏征深知此弊，故提出理狱“不严
讯”。他曾对唐大宗讲述隋炀帝时因拷讯造成的一场大冤狱：“炀帝时尝有盗发，帝
令于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
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乎民，竟不故执奏，尽杀之。” (18)魏征向李世民讲
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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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目的在于揭露隋炀帝的刑罚残暴，表露了魏征对被害的广大死者的同情，提醒
唐太宗应“慎刑”，同时也是对整个封建司法制度的揭露，这反映了魏征重事实，“不严
讯”法律思想的人民性。
其次，魏征还提出“理狱必以清”，也就是说根据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来决
定案情的轻重，量刑的深浅。当然这是魏征做为一个封建官僚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
性所致，但他同时指出他所谓“理狱之清”是指古人之清，绝非“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之
“情”。他严厉地指责那些“世俗拘愚苛刻之吏”，说他们之情不过是“取货财”、“右
（佑）亲戚”“陷怨仇”，是贪赃在法殉私之情，是绝对要不得的。
在定罪量刑方面，魏征也有一些积极的思想见解。即主张疑罪从轻和“公之于法与
私之于法”的原则。
为了慎刑，为了减轻由于武断处罚疑罪给被告带来的危害，魏征主张“疑从轻，疑从
众”的原则，所谓“疑”，《唐律》说：“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
无证见，或谤有证见，事非疑似之类。亦即既不好定案，又不敢排除的案件。对这类案
件的处罚，酷吏则主张从重，儒家的传统思想则主张“疑从轻。”其原则则是“与其杀
不辜，宁失不经”(19)。就是说与其错杀，宁可错放。《尚书·吕刑》说：“五刑之疑有
赦，五罚之疑有赦”。五刑即犯墨、剿、例、宫、大辟（死刑）之罪。五刑之罪有疑者
皆从罚，分别以相应数量的铜赎罪。《唐律》继承了这一原则，规定：“诸疑罪，各依

所犯，以赎论。”这就是疑罪从轻的处理办法。这虽然也可能使无罪者受冤枉，但毕竟比武
断地按原罪处罚要好得多。所谓罪疑从众，即要求司法官吏遇有罪情疑似，不好定案的情
况时，要发扬司法民主，听取群众意见。进行所谓“三讯”，即一讯群臣，二讯群吏，
三讯万民。“三讯”所包含的司法民主精神完全可以跟西方近代的陪审制度媲美。“疑
从轻、疑从众”的原则，也是慎刑的具体体现，封建刑罚所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受压
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魏征提倡的慎刑在客观上对广大劳动人民是有好处的。
魏征从犯罪的原因和动机上考虑，在定罪量刑上提出了区分“公之于法与私之于
法”的原则。魏征说所谓公之干法，即刑罚打击的乃是百姓所痛恨的；私之于法即刑罚
所打击的乃是百姓所同情的。他举例说同是盗窃，其实情况不同。因yin佚嫖赌而盗窃，
是百姓所痛恨的，惩办这些人量刑重些不为暴；由于怨旷饥寒而盗窃，是百姓所同情
的，从轻处罚，百姓不以你为偏纵。所以只要是公之于法，无所不句”，过轻亦可；私之
子法，轻则放纵好邪，重则伤害良善。犯罪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刑罚是
维护统治阶级利兰，打击犯罪的工具。犯罪行为亦即行为人的行为危害了统治阶级刑罚
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什么是犯罪，什么是轻
罪，什么是重罪，各有不同的解释。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期，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对同一
种行为有不同的看法，统治阶级认定是犯罪的行为，被统治阶级则可能认为是天经地义
的。同洋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滔天罪行，统治阶级则认为是他们的正当权力。在统治阶级
看来，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穷人受剥削受压迫、忍饥受饿是应该的，如果
忍受不了饥饿去盗窃一点地主靠剥削穷人所得来的财产，那就是犯罪。但是，魏征把百
姓所同情所僧恨视作公之于法与私之于法的标准（按：根据魏征所举例可看出他所说的
百姓即是指广大劳动人民，非指封建阶级的，因地主阶级不会同情因饥饿而行窃者），
亦即以劳动人民之爱憎决定其量刑的轻重，这不能不说具有一定人民性。
三、结来语
魏征是唐代较有政治远见的封建官僚，他的法律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
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魏征出身孤寒，年轻时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军，了解
人民的疾苦，认识人民的伟大力量，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他的法律
思想中有一定的人民性倾问。他的法律思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不仅在当时曾产生过重大
影响，而且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剥削阶级的法律能否为我们所借鉴，能否批判地继承，这曾经是个禁区。有人认为
剥削阶级的法律是不能继承的，因为它是落后的、反动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借鉴的价
值。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不错，剥削阶级的法律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镇压人民的
工具。但就其某些法律内容、法律思想来说，不可否认它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比如
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魏征的“一一于法”，韩非的“法不阿贵”，这
些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有其借鉴的价值。事实上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长期统治中，不管
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和守法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经验，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仍然是有益的，因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百年文化的结晶。马
列主义经典作家一贯主张对过去的一切文化遗产要进行批判地继承，并没有把法律排除

在外。如苏俄在制订1923年《民法典》的过程中，列宁就指出：“凡是西欧各国文献和经
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都一定要吸收。”我们现在要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就必须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吸取古人和外国一切对我们有
益的东西，绝对不能割断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
在魏征的法律思想中，有许多积极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在立法中他坚持立
法要诚信，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信性，要不畏权势，一丝不拘地搞好立法监督；在
司法中他提出要“志存公道”，“一一于法”，要重事实，不轻信口供，反对“严讯”等
等，都是值得我们立法和司法人员学习、借鉴的。
注：
①《新唐书·魏征传》。
②《贞观政要·君道》。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尚书·康洁》。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⑧《伦语·为政》
⑨《左传·鲁哀公十一年》。
⑩《孟子，梁惠王》。
(11)《新唐书。魏征传》。
(12)《贞观政要·公平》。
(13) 《新唐书。魏征传》。
(14)[日]仁井田陛著：《唐令拾遗》（上) 二二四页。
(15)吴竞：《贞观政要·纳谏》。
(16)纪学岚：《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
(17)《贞观政要。公平》。 ”
(18)《资治通鉴·贞观五年》。
(19)《尚书。大禹漠》。

王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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