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眉小札·书信|再别康桥|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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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他也无动于衷。
　　这种感情带着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个性主义的特点。今天的读者不难从中感
到徐志摩这种情感解放的脉搏，但是如果忽略了他的思想，就可能把徐志摩误解成
为一个浪荡公子。事实上早在他与张幼仪离婚之时，他就把离婚当做对社会传统的
一个撞击。他把他和张幼仪的往来信件公之于众，他显然有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为争
取情感自由的先锋。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而且也鼓励张幼仪勇敢地，不惜任何牺
牲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正因为这样，他所招致的社会非议特别猛烈，一度还成为小
报记者追逐的对象。
　　徐志摩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於他不完全把自由恋爱当作单纯的爱情问题来处理，
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对传统的习惯势力、世俗偏见的挑战，他在诗中曾经非常天真地
藐视过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他宣
称要拉着他的恋人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在散文中，就不那么天真了：

　　眉，我怕，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
的话，就是他们打毁我们，逼迫我们去死。眉，我悲极了，我胸口隐隐的生痛，我
双眼盈盈的热泪，……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
相互永远的占有……

　　象许多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徐志摩常常禁不住把他和陆小曼的爱情
理想化，绝对化，无条件地美化，神圣化，而且他把自己放在神圣化的顶点。

　　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太多是不纯粹的，·有·漏·洞的（着重点原有）。那
就不值钱、平常、浅薄。我们是有志气的，绝不能放松一屑屑，我们得来一个直纯
的榜样。

　　原来他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勇于自由恋爱排开世俗偏见的榜样！一个时代的典型。

　　这不是为了出风头，在为理想而斗争的过程中，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时代的使命
——他把这叫做“责任”。本来按伦理学而言，责任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是在
徐志摩，责任不但没有限制他的自由，而且增加了自由的意义。他的自由既是一种
榜样，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仅属于个人的。

　　这恋爱是大事情，是难事情，是关生死的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
界，那才是神圣，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我们现在有少数的朋
友，就思想而论，在中国是第一流。他们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
的。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他们我敢说，
相信你我有这天赋，有这能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那
不是玩儿。对己、对友、对社会、对天，我们有奋斗到底，做到十全十美的责任。

　　正是这种时代的使命感，或者说社会责任感给了徐志摩以惊人的勇气，去向传
统的偏见作义无反顾的冲击。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低估徐志摩、陆小曼先后离婚对于社会的挑战意义。要知道
在当年即使青年思想解放的导师，如鲁迅、郭沫若、胡适都未能公开地，在这个问
题上向他们的家庭挑战。鲁迅、郭沫若和胡适都有包办的合法的妻子，然而他们都
没有适当的办法摆脱那种强加于他们的婚姻。其中胡适妥协性最大。他明明另有所
爱，并且在婚后于杭州曾与其意中人有一次幽会，然而被其妻（冬秀）发现，大闹
一场之后，胡适从此不敢造次。鲁迅和郭沫若后来都与其意中人结了婚，但从法律
上来说，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与其合法妻子离婚。思想解放的导师尚且如此，
可见当时一般人所受传统观念束缚之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
婚，陆小曼与王赓的离婚有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性质。
　　徐志摩不但是勇敢的，而且是坚强的，他时时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甚
至自我牺牲的决心。这也许是徐志摩性格和思想中最光彩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但有磅礴的感情而且有坚定的理想，正是因为这样，他显得强大，特别是当他
面对外来的压力的时候，他决无任何退让妥协的闪念。他时常用十分果断的语言去
鼓舞陆小曼，他认为这是陆小曼人格独立的机遇。

　　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机会到了，真的到了。他（按：其夫
王赓）已经把你看作泼水难收，当作生客们的面前，尽量的羞辱你；你再没有志气
也不该犹豫了。……我是等着你，天边也去，地角也去，……听着，你现在的选择，
一边是苟且暧昧的图生，一边是认真的生活；一边是肮脏的社会，一边是光荣的恋
爱；一边是无可理喻的家庭，一边是海阔天空的世界与人生；一边是你种种的习惯，
寄妈舅母，各类的朋友，一边是我与你的爱……你如果真爱我，不能这样没胆量，
恋爱本是光明事，为什么要这样子偷偷的，多不痛快。

　　从这样的语言来看，徐志摩不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且有一点接近启蒙主义
者。因为他并不完全是沉迷在一种如痴如醉的情感中，他是有理智，对环境是有分
析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文章中激情与睿智交融。这时的徐志摩是精神上强
大的，似乎不像在诗里那样脆弱：“我不知道风向那儿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我
梦中的光辉。”
　　这是因为他面对着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这种压力越是咄咄逼人，徐志摩越
是勇敢无畏，他不象鲁迅、胡适、郭沫若那样有那么深厚，那么执着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负担，他不像他们那样考虑到对亲人的责任。他是准备牺牲的，但是他只为他
的爱情牺牲；决不为他人牺牲；而鲁迅、胡适、郭沫若却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寻求平
衡。为了平衡，他们作出了牺牲。
　　相比起来，徐志摩似乎是更勇敢的，更彻底的，更自觉地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志摩并没有完全追求到他的幸福。因为陆小曼在与他结合
以后，并没有把徐志摩当作唯一的心灵寄托。徐志摩不满意她过分地耽溺于社交。
她也许有自己的苦闷，她吸毒并且与一个医生发生某种暧昧关系。这使徐志摩十分
失望。在徐专摩应胡适之聘任北大教授之后，陆小曼拒绝到北京去居住，就迫使徐
志摩不得不频频往来于京沪之间，这又加剧了经济的拮据。非常不幸的是，在徐志
摩获得京沪之间免费航空卷不久，死于空难。
　　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并未实现他恋爱神圣的理想，这个疯狂的浪漫主义者
在结婚以后，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疯狂的幸福。他的幸福也许就在他的客观环境作苦
斗的过程中，虽然那时他忍受着分离之苦，但是这些痛苦却激活了他的心灵，使之
发出最强烈的光彩，一旦外来的压力解除，新的阶段开始了。他与陆小曼的内在精
神的矛盾却激化了。他对此毫无准备。因而这时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由于这种
痛苦缺乏理解，因而他无从反抗。他的激情也不但不因之放出光彩，反而暗淡了。
这种痛苦的特点是无可奈何的痛苦，连经典的浪漫主义者都不能理解的痛苦，因而
也是浪漫主义的惯用的方法所不能表达的。无言之苦，是为至苦，也许这种苦只有
现代主义者才能从另一个价值方位去透视。
　　其实痛苦的根源在浪漫主义者自身，他们最驾轻就熟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恋爱
绝对地美化、绝对地神圣化。这作为一种情感是真诚的，但作为一种理想却是空幻
的。世界上不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完全的爱。爱和一切事物一样是不完全的，不
完美的。现代主义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理解，甚至恶毒的嘲弄，而浪漫主义却往往
耽溺于其间，甚至自鸩。正因为这样，徐志摩从一开始就是不清醒的。他在1925年
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情感到了真挚热烈时，不自主的往极端走去……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而不
真，做到真字的绝对义那才做到爱字）……我要你的性灵，我要你的身体完全的爱
我，我也要你的性灵完全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绝对的全部，那才当得起一个爱字。
在真的互恋里，眉，你可以尽量，尽性的给，把你一切的所有全给你的恋人，再没
有任何的保留，……因为在两情交流中，给与爱再没有分界，……爱是人生最伟大
的一件事实，如何少得一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得整个，整个化入整个，像糖
化在水里……徐志摩这样描写感情是灿烂的，是浪漫的，但是如果拿来当真，那就
太天真了。他号称“诗哲”，在他劝导陆小曼如何对付外来的压力时，他还有哲人
的老练，可是一旦涉及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心灵关系，他就天真得有点傻气，在这种
时候，他变得幼稚，浑身上下一点哲理的深度都没有，有时甚至好像连一点哲学的
常识都没有。任何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任何人物的情感相投都不能是永恒的，而是
有限的，注定要不断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人与人之间的个性、
情感的差异、矛盾、才是绝对的永恒的。正如他在欧洲时感到自己“绝对地”爱上
林徽因，回到中国又“绝对地”爱上陆小曼一样。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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