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眉小札·书信|再别康桥|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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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本来是相对的感情绝对化了，这无可厚非；但是他往往又要求
陆小曼对他的感情要进入神圣化、绝对化的境界。因而他总是神经质地痛苦抑制着
自己对陆小曼的不满足，陆小曼总是迟迟不回他的信、或者较迟回信，他就把自己
的痛苦和期待用夸张的语言加以诗化，以致他自己常常分不清他的诗化成分与他的
真实情绪之间的区别了。

　　他根本不明白只要是两个人，他们的心就不可能完全同一。正因为这样才需要
对于对方的尊重。爱情即使是最伟大的也不可能完全心心相印，毫无错位，最动人
的爱情固然有心有灵犀脉脉相通的一面，又有互相冲突，互相磨擦、互相折磨的一
面，一方面以对方为生命，一方面又以对方为挑剔甚至折磨的对象，这是正常的现
象真正的爱情都既是心心相印，又心心相错的。所谓双方“完全”互相融化是一种
空想，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不尊重对方的个性。
　　很可惜，徐志摩连古典哲学的起码分析能力都没有。至于现代哲学他更是一窍
不通。这不仅是徐志摩浪漫主义的局限，也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
要是他生活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派诗人肯定会嘲笑他连起码的现代哲学常识都
不具备。他们会很惊讶：难道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很难沟通的？难道他不懂得：
“他人是自己的地狱？”徐与陆的悲剧根源不完全在外部，更在他们的内心的缺乏
自我分析的盲目性，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个性主义者的通病。如果读者不盲目地为
徐志摩的又疯又痴的情感所俘虏，就可以看出，徐从一开始就无视他与陆小曼的不
同个性，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他怀着诗化又神圣化的空想，要求陆小曼作百分之
百的奉献，这种理想本身就是可笑的，老实说，如果一个美国女权主义者来看徐志
摩这种叨叨不休的天真的狂言，她可能会拍案而起谴责徐志摩不但是狂妄自私的，
而且是大男子主义或者男性沙文主义的（man　chauvinism），在爱情和婚姻中谁也
不能指望对方牺牲自己的个性去“完全”满足对方。在狂热语言背后，实际上他把
陆小曼放在人身依附的地位上。徐志摩以及当时的许多浪漫主义包括郭沫若、郁达
夫，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所表现的潜意识莫不如此。
　　五四时期以及二三十年代高唱恋爱神圣的诗人往往夸张自我感情的神圣而忽略
了对女性人格独立的尊重。
　　至今仍有不少文章停留在当年徐志摩、郭沫若的水平上。在谈及徐陆悲剧时，
往往不是过分强调外部环境原因，就是片面强调陆小曼的道德责任。这恰恰证明浪
漫主义的绚烂光华至今仍然掩盖着中国式的大男子主义，或男性沙文主义的幽灵。
至今人们很少发出疑问：徐志摩如此坚定地追求自由恋爱，为什么并未得到幸福，
相反，那些默默接受包办婚姻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闻一多倒是享受了少有的持
久的和谐的家庭欢乐。这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强烈要求对方完全奉献自己，而对方
也没有陆小曼那样独立不羁的缺乏责任感的个性。
　　可见，如果双方都是浪漫主义者，都浪漫地向往对方完全属于自己，成为自己
的一部分。而无视或漠视那不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那就必然会感到恋爱神圣的理想
的破灭，甚至责难对方。徐志摩最后给陆小曼的书信（1931年10月29日）就流露出
这种情绪：

　　爱，你何以如此固执忍心和我分离两地……眉，你到那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
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式，你又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

　　可以说，徐志摩到死也没有理解陆小曼，他根本无视陆小曼就是陆小曼，她并
不完全属于徐志摩；正因为她坚持她不属于徐志摩的那一部分，她才是一个真正的
陆小曼；一个真的陆小曼首先是属于她自己的、忠于她自己的。徐志摩的一切心灵
痛苦都源于一种幻觉，那就是陆小曼是百分之百地属于他的。虽然在口头上，在文
字上他也强调他也是百分之百地属于她的。可是，既然百分之百属于陆小曼，可又
为什么不调整自己使自己完全从属于陆小曼呢？显然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
徐志摩是坚持着他不属于陆小曼的那一部分生命、个性，强烈地要同化、消化陆小
曼，而陆小曼则坚决地维护着那不属于徐志摩的那一部分，要徐志摩就范。
　　自然，如果把徐志摩和陆小曼互相不能同化的那一部分相比较，那徐志摩的自
然要好一些，而陆小曼的方面可能差一些。但是这属于社会价值范畴，这是另外一
个问题。在情感范畴双方应该是平等的。
　　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在哲学上来看是有缺陷的，那就是它着重于个性自由的
范畴，而忽略与之相联系的责任范畴。自由是一种选择，但同时也必须为这种选择
承担责任。这本是西方哲学的常识，可徐志摩和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往往忽略了
责任范畴，当然徐志摩也不是完全无视这一点，但他都将责任曲折为启蒙主义者为
社会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责任，而不是与自由对立的伦理学的责任，因而从人伦关系
来说，他实际上是取消了责任对自由的制衡作用。因而绝对的恋爱的自由变成了不
负责任的自由。这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是同样的，因而他们的个性自由是一种不成熟
的自由，然而他们却缺乏清醒的自审精神，然而，其情感悲剧本来并不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徐志摩潜在意识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却把情感的不和谐引向了死胡同。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被轰轰烈烈地介绍到中国来，但是
只是表面的热闹，并未在圈子外产生热烈的反响，原因是它始终未曾与它的强大的
敌人——中国式的大男性沙文主义正面地交火，因而没有达到触及灵魂中最顽固的
情结。时至今日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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