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五人墓碑记|张溥|

在清代，这场学风丕变主要被概括为“汉宋之争”，被认为是中国学术传统内部的不同方法之争。但是在崇祯年间，大家是从东西方学术方法上的传统差异来认识这场争论的。比较以后，他们认为：中国后世学术“虚”，而当时西方学术“实”。这种笼统的概括未必中肯，但“虚实之争”在明末确实很激烈。方以智自己在当时是主张“实学”的，他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

崇祯年的“虚实之争”中，有人主实，也有人主虚，更有人主张调和虚实。方以智对调和虚实，儒家式的“中庸”的做法，也表示了原则上的赞同。他转引别人的话：“四明施公曰：‘天下病虚，考亭救之以实；天下病实，新建醒之以虚’。王虚舟师曰：‘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他还用一位文孝先生的话说：

“虚灵备万，本如是也。理明而贯实事，乃享中节时宜。君子虚受，即是充实；愿力诚实，自然虚公。岂以我见滞实之病，而扫伦物学问之实务乎？岂以掠虚欺人之病，而讳虚明神化之本体乎？躬行自贤，而凌物嫉人，是以诚实而为虚矫也；逃空护短，而訾恶实学，其为我见滞实也大矣。”究竟人不一事，而理资会通。时位有常变，而君子道其常。各炼短而用长，勿欺则同然。而好学不厌，统御万世者，此圣人之所以光大中正也。[35]

李之藻、方以智、顾炎武，信仰和生活遭遇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在在学术上有明显的贯穿线索。李之藻的学问可以用“西学”概括，以其译著代表；方以智的学问可以用“实学”概括，以其《通雅》代表；顾炎武的学术被后人称为是“汉学”的开山，一般举他的《日知录》为代表。在这一条线索中，西学逐渐地进入儒学，也逐渐地被吸收、融化，最后在某些环节上，西学的痕迹消逝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清初仍有人称顾炎武一路的学术为“实学”，但其内容和方法都已回到中国传统，或者说，回到了与西方科学实证比较相似的中国实证传统。

“汉学”：竞争者

清初的“汉学”之所以会发生，有许多原因，有社会的，有个人的，有学术的，有政治的。这些原因，当事者和研究者都有过论述。但“汉学”和“西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和今人都论述不多。朱维铮先生曾指出：钱大昕等汉学家反感“西学”，其实是他们发泄对康熙皇帝任用西士，相信西法的反感。[36]这就是说，汉学家们是要用中国的学术去和康熙皇帝相信的“西学”去竞争，换句话说：“西学”刺激了“汉学”的发生。在康熙宠臣李光第的《榕村续语录》中，有这样的记录，记录的是康熙因身边汉人不懂西方数学而轻视汉族学者：

皇上去年在德州，尚云：“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我问张英：‘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答曰：‘十个。’余笑曰：‘一百个。’他不解。将算书与他看，看了三日，问他，他说一字也不懂。问他王畿几个侯国大，他仍说十个。”算学惟圣人精之，只“参天两地而倚数”一语已妙极矣。……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37]

康熙喜欢向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江南士大夫挑战，以凌驾汉人之上为快。就像他懂了一点理学之后，就嘲笑汉族人讲的多是“假理学”一样，他掌握了一些西洋数学，就嘲笑汉人“一字不知”。康熙十分西化。《熙朝新语》是一部收集清朝中叶以前各朝代掌故的笔记，其中记录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号召学者们学习研究欧洲语言文字的事，可见康熙皇帝喜欢“西学”的消息，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流传说，康熙对欧洲文字和地理深有研究：在看过俄罗斯使节的文书后，他说“此乃喇提诺坨、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外国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甚明。中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者少，渐至弃之。问翰林院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音，则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知之，特不全耳。”康熙认为，汉语的四声发音比较科学，但拼音方法不好，不能象欧洲文字那样拼出不同的文字。汉语汉字对康熙来说也是外语，好学的他对欧洲语言自然有兴趣。他用自己多种语言知识来比较音韵学，批评中西方的语言文字传统，对汉族学者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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