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五人墓碑记|张溥|

扬州、南京失守后，临江靠海的松江、嘉定是酝酿抗清的据点。弘光元年(1644)，陈子龙和夏允彝在松江府城起义，当时当地的大族领袖都参加了。在上海，势力强大的天主教大族更是抗清的中坚。西文书有记载，松江的天主教徒在潘国光领导下，参加了抗清活动。除了徐光启家族外，上海豫园主人潘氏家族的潘复（公权），受托临时镇守上海县城。潘氏和徐家联姻后，加入了天主教。徐光启孙女和潘复合力，把城北潘氏故居“世春堂”，建成天主教“敬一堂”，主持者是意大利会士潘国光(Francois Brancati, 1607-1671)。在动乱之际，潘复和潘国光在动员和安 抚教徒民众。中文记载中有佐证。在响应陈子龙、徐孚远起义的江南人士名单中，除了著名的侯峒曾、黄淳耀外，确实还有徐光启的学生“编修休宁金声”，耶稣会士“西儒上海潘国光”。

给事中陈子龙，孝廉徐孚远阴与陈湖义士率诸亡命起兵。（夏允彝）公以尺书招志葵与参将鲁之舆，率舟师三千，自吴淞入淀泖，将窥苏州。公出入诸军，飞书檄联络士大夫，共举义旗。于是吏部尚书嘉兴徐石麒，左通政嘉定侯峒曾，进士嘉定黄淳耀，职方吴江吴易，职方监军嘉善钱楠，嘉定知县钱膜，昆山知县杨永言，总兵黄南阳，编修朱天麟，□□江阴黄绥祉，孝廉丹阳葛麟，行人宜兴卢象观，编修休宁金声，镇南伯黄蜚，总督华亭沈犹龙，舍人李待问，武选平湖倪长圩，御史长洲李模，西儒上海潘国光，总兵太仓张士仪，总兵嘉定蒋若来等，竞起兵为恢复计。[14]

潘国光是上海起义的领袖。据统计，1639年，潘国光在上海发展了1,124个教徒，1640年达到3,000人。上海的基督徒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力量，上海人多有海船，据有入海口，其地势和人力在松江起义中很重要。潘国光没有殉难，1665年因教难离开上海，去广州。1671年去世后，灵柩被教徒迁回上海，[15]可见上海人怀念之情。杜登春《社事始末》说：“乙酉、丙戍、丁亥三年内，诸君子之各以其身殉国者，节义凛然，皆复社、几社之领袖也。”复社是江南抗清中坚，这是事实，但更全面地说，天主教徒也有组织地站在了复社、几社一边。

南明人物中瞿式耜死得最壮烈。瞿是钱谦益的学生，曾入阁，但被攻击为钱谦益的死党。明朝灭亡后，江南苏、松、常地区的原复社分子支持建立福王政权，式耜出任为应天府丞，广西巡抚。后又拥立桂王建立南明永历政权，任吏部、兵部尚书。

瞿式耜“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传忠孝”。按西文，瞿氏还是二代基督徒，有许多记载。他孙子瞿昌文在清初编《虞山集》，常熟许氏在道光十四年(1834)刻为《瞿忠宣公集》。文集中，这位在教会很重要的人物，有关宗教的论述不见了。学术界据目前《瞿式耜集》难定式耜为天主教徒，其实文集中还有不少痕迹。可能他是和复社文人关系更近，不像徐、李，和他的堂兄式毂那样热心教会，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有宗教信仰的。在《讲求火器书》中，他大力推崇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的火炮技术，其实就是推荐传教士。在知其不可而为之，扶明朝大厦将倾的日子了，瞿式耜己是常常想到死后，想到上帝和“天”。他有诗《问天》，其中很多首是基督神学的境界。如《其二》：“平生美好境，此日复何求？天地一身外，江山不我留。悟因空后得，心向死边休。领受须欢喜，参同在小楼�在小楼。”句中，“空”是假借佛学语言，“领受须嵒断病笔腔�督教神学，视死亡为领受上帝的拯救，得享永福。《其四》：“佛教言生死，无过一了缘。朝闻才是了，圣训已居先……”。式耜先说死就是一“了”字，借佛教教义。后以儒家语言“朝闻道，昔死可矣”，按“天儒合一”的当时观念，儒道即为天道，他就是把天主教的“圣训”当做自己的信仰。兵败桂林，他端坐于室，凛然就傅。这种死亡结局正是他在《浩气吟》中安排好的：“正襟危左待天光，两鬓依然似清霜。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待天光”，是基督教的特别语言，等待耶稣基督之光。在另一诗中，他批评老、庄之学在大难面前苟且偷生的态度：“不羡余生奉老庄”。[16]从这一点看，瞿式耜最后是以儒家化基督徒的态度去“视死如归”的。

天主教原来的教义并不像儒家那样地特别要求信徒忠于特定的政权，不强调“忠君”。但是四、五十年里，耶稣会士一直和儒家结为同盟，很自然地赞同起儒家“忠孝节义”的传统观念。

二，“不得已辩”：多元宗教间的驳难

异教风俗

尽管利玛窦以后的耶稣会士和“三柱石”以后的中国士人努力地把天主教解释得符合儒家教义，但是它与中国的政情民俗差异之大，不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抽象道理能够掩盖的。明清之际，东西方文明初次交往，基督教既要保存其基本的教义礼俗，就不可能不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

明末清初，讨论中西儒耶之异同的著作有许多，其中三部最为重要。一是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它是以批评佛教、道教，即后所谓“补儒易佛”的态度，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当中最有势力一家的协调。它在士大夫之间获得广泛赞同，阅读者最多。二是利类思的《不得已辩》，这是在杨光先挑起教难之后，耶稣会士被动地为自己辩护，辩论当中，让不少中国人看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真有不少差异。第三部影响较大的同类著作是杨廷筠的《代疑编》，由于它是中国基督徒写的，所以当它解释教义的时侯，对中西文化的同异较为贴切。从这三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基本差别。

《天主实论》最后一章标题是《总举大西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这一章专讲天主教政情民俗。开宗明义，讲天主教国家的本质是服从教皇：“立有最尊位，曰教化皇，专以继天主颁教谕世为己职，异端邪说不得作于列国之间。”句中讲到“教化皇”的权威是“继天主”而来。这是罗马教会强调的一以贯之的“传统”：耶稣门徒伯多禄在梵蒂冈建立教堂后，一任任的教皇没有中断过，因此它和耶稣不但有精神上的联系，而且还有实体上的联系。这被认为是天主教会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优越之处。

本书的许多介绍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说。如介绍“星期日制度”：“列国之人，每七日一罢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圣殿，谒礼拜祭，以听谈道解经者终日。”中国传统把每月三分为上、中、下旬，或二分为朔望。基督教把每月分为四星期，每星期有固定的宗教文化生活，对信徒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