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五人墓碑记|张溥|

字韵之学，非雕虫埒也。三才之蕴，性命道德之奥，礼乐刑政之原，皆系于此。宋司马君实有云：备物之体用者，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者，莫过于韵。诚重之矣。[42]

清儒通过文字音韵以求对经典正解，有“文字崇拜”的态度。戴震、钱大昕等“汉学”大师，恢复的似乎是汉代经学、谶纬学的传统，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天主教神学也十分重视文字学在神学中的地位，他们认为人间文字泄露的是来自上帝的天上信息。王徵在《〈西儒耳目资〉叙》中，借用中国仓颉造字的故事，代替金尼阁表达了西方《圣经》解释学中的“文字崇拜”精神。他说：“史称仓颉字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说者谓泄天之灵，鬼神攸忌。余则谓天有全灵，人有全觉。觉□无觉，无灵自□，天人自洽，忌于何有。”故事出自《淮南子·本经训》，王徵用天主教神学重新解释说：仓颉造字，泄露了上帝“全灵”，“全觉”的人靠文字理解神的信息，“天人自洽”。看来，西书的认真翻译，普遍研读，不但使文字学知识成为读书人的热门话题，而《西儒耳目资》等书的编辑刊刻，又使中国读书人想起了久已不讲的训诂音韵之学，并给他以十分隆重的地位。

“西学”风气以其特有的方式，刺激了“乾嘉汉学”中“小学”一脉的发达，但是“小学”到乾嘉时代，已经很难看到它与“西学”之间的联系了。清人的古韵研究是受到明末翻译活动刺激开始的，到康熙朝，仍然有不少人对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感兴趣。但到了乾嘉时代，文字学研究的方法回到了中国的“正韵”传统，在《诗经》中寻找古音正读，排比清理反切，编排韵类等。但是清人的“小学”比较古代仍然有大不同，李光第说：“本朝顾宁老之《音学五书》，梅定翁之历算，从古未有之书。”[43]既说是“从古未有”，那顾炎武的音韵学也应该和梅文鼎的历算学一样，在逻辑上会受到了“西学”的影响。

顾炎武《音学五书》，已没有西学痕迹，但清代“小学”的另一位开山人物方以智著作中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他认为学问“不可泥古”，也应该考虑到“太西”来华以后的世界同文大趋势，学问要“合（为一）图”。在《通雅·音义杂论·考古通说》中，他说：“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板。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太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他说他自己曾经作过一本将中国文字和印度、西欧文字进行比较参照的语言学著作，“智尝因悉昙、泰西，两会通之，酌《正韵》，定正叶焉，别作一编，以俟知者。”方以智另在一篇《杂论》，也谈到他准备“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44]可惜，提到的这部书稿和这篇《杂论》都没有流传下来，以至今天不能加以具体研究。

中西语言文字比较研究一度曾是风尚，杨选杞《声韵同然集纪事》记录清初士人喜欢阅读《西儒耳目资》：“辛卯(1651)糊口旧金吾吴期翁家，其幼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余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这位音韵学家欧洲罗马拼音文字在拼读方法上有它的高明之处，悟出“一定之理”、“一定之法”。另有一位坦率承认“西学”对自己学术影响的人物刘献廷，他也是用中西比较的方式从事音韵学研究的。刘献廷，字继庄，号广阳子。生于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比顾炎武少35岁，比钱大昕长60岁。他的同代人是李光地，小4岁。他坦陈“西学”，与他正好是处在康熙朝崇尚“西学”的时代有关，在他的《广阳杂记》中，比较多地表露了西方学术影响。《广阳杂记》与“西学”关系较清晰的另一原因是，本书刊刻在咸丰、同治之际，那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东来，士大夫对“西学”又有了新的看法，所以本书中与“西学”有关的说法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