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五人墓碑记|张溥|

天主正因主宰天下，故特置天堂地狱，以示赏善罚恶之大权。但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形，不能及人之隐情。惟后世永远福祸乃治人心，使善恶判然而无所遁。

这“赏罚之权”就是“炼狱”。天主教讲善恶，把善恶的最后判决权归于上帝，“帝王”、“圣贤”定下的标准都不能最后作数。中国哲学有“颜回之夭，盗跖之寿”的传统命题。按天主教神学推论，这是合理的。圣贤可能是小人，而盗贼倒可能是君子，这倒是地应了中国古语讲的“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那句话。利类思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辩论双方的立场差异：“欲以人事测天主之事，犹以地量天。”[19]

教堂生活中的差异更大，为了适应中国礼俗，以至不得不修改教堂礼仪。为应付新教的脱离运动，特兰脱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修改和统一了礼 仪。但这在中国一直没有执行。到1688年，柏应理还说：“我们至今还不能遵行脱利滕公会议定的婚制”。因为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神父不能主持婚礼，也不得为两人证婚，更不得为新娘新郎戴戒子，握手。还有，让一个中国妇女向神父去告解，讲心里话和家庭隐私，更是困难。为克服这文化和心理的障碍，教会作了很多努力，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的办法是，让女孩从小就和神父接触，亲如父女，长大后就无话不说了。许太夫人为在中国贯彻教会礼仪是费尽心机。很久以来，天主教一直不对临死的中国妇女行完全的终傅礼，许太夫人临死前，乘清醒要求行礼，擦了五官、手掌后，还要求擦腰间、脚背。[20]她想在她的临死时，以身作则，冲破中国礼俗。“圣事七件”，仅因为传统的男女关系，就在“婚配”、“告解”、“终傅”遇到了严重麻烦，在中国推行教仪之困难可见一斑。

“变风俗”，也是中国儒家的口号，但历来是“华夏自变”，“夷狄入华而中华之”。因此，明代信教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都是强调让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体儒家不变，而稍变其习俗。在这一类问题上，耶稣会一直比较实际，对改变中国风俗习惯采取慢慢来的态度。但是这还是引起中西双方的不满。中国士绅认为他们在“变华夏为夷狄”，罗马和其它修会有人认为他们在向异教妥协。这导致后来的“中国礼仪之争”。

“辟邪”实录

明清间因天主教而引起的风俗之变，进一步地引起了固守中国传统思想的各方人士的激烈反应。儒道佛三教都有人出来批评天主教。所有批评和攻击都说天主教是“邪教”，而自己是在行“辟邪”之举。

“辟邪”之举，盛于韩愈。《原道》大辟佛老，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很大，它代表正统的中国儒家，确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就是明拒暗受，表面上激烈攻击，而内部渐渐对话、融合。整个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就是在和佛学、道家和禅学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有趣的是，明末清初，儒家和道教两家，联合已经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稳定下来的佛教，三教共同地用这种基本态度来对付新来的外来文化－－天主教。三教中，儒家倾向的攻击者态度最激烈，直接受耶稣会批评的佛道二教反而比正统儒家要宽容。

朱谦之指出：“《天主实义》对付中国思想的方法，是分裂儒佛；儒佛对付天主教的方法，则联合起来，和他对抗。”[21]我们看到在所有“辟邪”言论中，确有这样的现象。现存有《圣朝破邪集》八卷，版于崇祯十二年，今天流传的是日本安政乙卯翻刻本。本书在福建，由士绅黄贞收集明万历崇祯年间的反教文章编辑而成。这是近代中国士绅长期反对西方基督教的先声，是儒佛合璧，其中既有沈　的《参远夷疏》，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许大受《圣朝佐辟》，黄贞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也有云栖和尚的《天说》，虞淳熙居士的《天主实义杀生篇》，释元贤的《缁素共证》，释圆悟的《辨天说》，释通容的《原道辟邪说》，释成勇的《辟天主教檄》，释如纯的《天主初辟》。当时人徐昌治在《〈圣朝破邪集〉序》中说：“闽诸君子，浙诸大夫……，佛与儒同一卫道之心。”

云栖　宏，即莲池大师，俗姓沈。浙江仁和人。十七岁为诸生。知佛后书座右铭：“生死事大”，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映。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北京西山寺。五年后归浙。万历四十(1612)去世，年八十一。他主张“一心念佛”来了却世间万缘，“不出一心，万行具足”。在嚣嚣然，纷纷然的明末，云栖的参禅定心之论打动了很多追求人生真蒂的人们。在他周围的著名居士有：吏部尚书严讷、中书舍人严徵、湖广提学王志坚、编修黄辉、进士虞淳熙等。杨廷筠在入教前也游于这群人中。明清间，居士是佛学中坚，这群人的特点就是行走于儒佛之间。元贤(1578-1657)福建建阳人，字永觉，被称为明代禅学之殿军。万历六年生，为 诸生时，嗜周程张朱之学，二十五岁时，在山中寺庙读《法华经》，忽觉周孔之外别有道，四十岁离家为僧。元贤有“儒释一致说”，认为“释迦”有入世一面，而“孔子”也有出世一面，二者正可调和一致，结为盟友：

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22]

福建、浙江、江苏地区出现佛教和儒家合同对抗天主教的情况并不偶然。在耶稣会进入江南之前，江南许多士大夫在佛教中寻找人生意义。江南地区，思想异常活跃，禅学、心学和“天学”，以及“东林学”同时并存，既相互吸收，也就相互冲突。明末的社会，经济上富裕，政治却混乱。对知识分子来说，虽然比较地开放和自由，但人事纠纷不断，宦途艰险难测，价值观剧烈冲突。通观明末的佛学、禅学、心学，大多是从人的生存状态，从生命的真正意义来谈论人，关心人。比起当时政治化的儒学、“东林学”来，它们确实有更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否则难以出现李贽“狂禅”，风蘼东南的情景。

再看耶稣会的“天学”，他们是在“文艺复兴”后，带着西方天文地理历算等科学技术手段进入中国的。进入中国后，按他们变“西僧”为“西儒”的既定策略，接触的都是传统士大夫。在此过程中，来华耶稣会士主要发挥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的理性的宗教精神，而不是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的灵性的宗教精神。因此，在他们寻找和中国文化结合的时侯，自然比较看中重实证，讲理性的儒家，而不是“空谈性理”的禅学、心学。天佛间的对立就不可避免。

在明末思想界大分化、大建立的局势下，儒学在天主教神学面前也一分为二。以徐光启等“三柱石”为首的人，注重理性精神，学习科学技术，通过“天学”所揭示的宇宙秩序，理解了天主教，成为儒学化的天主教徒。另一些像李贽、焦　等倾向佛学的人，虽然曾与利玛窦有过交往，但终于因为耶稣会排斥佛学，没有积极参与明末热烈的人生、人性问题的讨论，所以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仍在王门后学“泰州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