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五人墓碑记|张溥|

清初的满贵，汉化程度尚低，对汉族学问比较后来更容易取一种批评态度。不单是音韵学，对常常依赖西域的汉族天文学也有批评。大学士明珠的公子，徐乾学的学生纳兰性德，在他的《通志堂集·渌水亭杂识》中坦率指出，在西方天文望眼镜镜筒里，天穹里出现的不是“气”，而是密密的星云，中国学者虚讲“天”、“气”、“道”、“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不攻自破。“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历历可明。”他认为“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

李光地也认为“西说”更“是”，“古说”只是西学的陪衬。“古说”有毛病：“词不达意”，“本意走作”。李光地比较中国历算之学，不够简明。西方数学有公式、公则、定理、定律、定率，有极强的形式感和严格的逻辑过程，而中国“古学”都靠文字式、事例式的表达，都是应用题。如“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按西方代数学，这问题应是：X=(1000÷100)″。中国的文字式算学易起误会，而西式代数不经循序渐进的训练不能理解，康熙因此讥笑汉人不懂数学原理。数学形式阻碍了数学的发展，达不到必要的形而上程度，也难以上达到一个理论，一门学科的极限。李光地抓住了中国数学的弱点，但这不是他的发现，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已经把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和形式讲得很清楚了。

康熙朝是继万历朝后，又一个“西学”占上风的时代。万历朝是士大夫热衷“西学”，而康熙朝则是皇帝自己喜欢。由于皇帝自己的提倡，“西学”在清初的宫廷里有一次被发动起来，但是民间学者有复杂的态度。汉族士大夫很不服气。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跟着说：“圣学聪明”，但内心的不满和怨恨转为对“文学侍从”们的厌恶。李光地密友，同为康熙文学侍从的方苞记录三十四年(1695)秋，他一并被人骂进的情景，说：“余卧疾塞上，有客来省。言及故相国安溪李公，极诋之。余无言，语并侵余。”“（李）公在位时，众多诮公。既殁，诋讦尤甚。”[38]

其实，客观地讲，李光地在汉族民间学者和康熙皇帝和部分西化的满贵之间，是在起折中作用。李光地在较晚的时侯，及时向康熙推荐了梅文鼎。清朝人都知道，是李光地进呈了梅文鼎的《天学疑问》，说服康熙南巡时，召梅文鼎至御舟，长谈竟日。从此，康熙承认中国也有懂西方学问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毋宁说，李光地在康熙的态度改变中是起了作用的。

康熙召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入直南书房，陪康熙读书。康熙对他们仍然是瞧不起，是皇帝反过来教臣子读书。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圣祖精于算学》说：“宣城梅珏成、泰州陈厚耀，同直南书房，正定算学诸书。圣祖尝召厚耀于便殿，问测景使何法。厚耀不知，上写西人定位法、开方法、虚拟法示之。又命至御座旁，随意作两点，上自用规尺画图，即得相去几何之法。珏成直蒙养斋，上亦授以借根之法，谕之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几余召对，时有指授，自后二人之学，弥益精邃。”汉族士大夫能够教皇帝“理学”，却不能教皇帝“实学”，这当然会让具有强烈文化自尊的汉族学者痛心。

不服气的汉族士大夫，既不敢抵触皇帝权威，学问上又不愿自让，于是就接过了明代“超胜”的口号，要与“西学”竞争。康雍乾嘉年间的江南学者，就是在这氛围中才热火朝天地学习天文历算学，这是钱大昕等“汉学”大师的心态。到钱大昕所处的乾隆时期，汉族学者的天文历算之学已经可以和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