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鲁迅（整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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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地 发表于2003-04-29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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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为何不从政？
     我认为鲁迅是曾经从政的——在浙江当了两处督学，又受蔡元培之邀当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佥事，不是入了“政”吗？但一来他的性格缺乏圆适的一面，不善妥协，不能“团结同盟”、“化敌为友”（而这些是从政的基本素质）；第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官僚政治的沆瀣权谋无法适应；第三，他的思考和写作，为他提供了更称手的斗争武器，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所以他最终从官场退了出来。
     这和性格、知识结构、机遇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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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雨 发表于2003-04-29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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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从小就喜欢写，喜欢读书，有关弃医从文的意义,恐怕没那么多深层次的东西：）当然，如果作为旗帜，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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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砍柴 发表于2003-04-29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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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子里有文人的高傲。一点没错。太炎的弟子当如此。
     你看他《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就知道名士风度，还是没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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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苗 发表于2003-04-29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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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造反有理兄一块砖：） >BR< 人都有一个永生的欲望，生命无法永生，就由精神和名声的传播来获得。这就是古希腊政治生活那么重要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是自我最佳的表达形式。政治永远是人的最好的舞台，让个人的名声传得最为久远。中国古代士大夫几乎都有向往庙堂之高，根本不是因为他想为什么造福，不可能完全是利他的，而实际上都是利己的，表面上宣称是利他的。都是个人实现的欲望在作祟。>BR< 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参加过同盟会搞过革命，据说帮助光复会联系过王金发，鲁迅是参加过政党和革命活动的。也就是这个原因。他就是没有这个运气，才退而从文。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立功是首要的，立言才是次要的。>BR< 胡适不同，娘西皮，他一辈子除了老婆不够漂亮之外，顺得很。27岁就当了文化班头，没有压抑感，所以他可以对政治从容，就象华盛顿觉得他的庄园黑人女仆的身体比美国总统宝座还重要。对于他来说，要从政就从政，没有多大的难度，很容易得到的东西不珍贵。后来的变化是知识分子的责任。>BR< 鲁迅保持与政治的距离是挫折的结果。>BR< 我没有诋毁他，因为我如果处于他的位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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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安 发表于2003-04-29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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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晚聚积在这里，不是专听对鲁迅的褒扬和歌颂的，鲁迅的伟大之处，鲁迅的功绩，我们已经听的很多。很显然的鲁迅不能代表所有进步的文化人（有人称鲁迅为文化斗士），他有突出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所以，我们更希望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了解他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起的实际意义。

     有人说如果想深入了解一个人，可以观察他的朋友，而对鲁迅来说，如果想更好的了解鲁迅，可以听听他的对手们是怎么样说的？我建议看看梁实秋的文章，我无法断定梁是否一名君子，但看看梁眼中的鲁迅，对我们也必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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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砍柴 发表于2003-04-29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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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地兄的看法最合吾心。
     鲁迅何尝不象从政，——兼济天下是中国士人的共同梦想。他回绍兴的师范学堂作督学，办《越铎日报》，和王金发的关系等等都说明他确实有从政之志。可惜他的文人气还是太浓。
     我觉得《孤独者》的魏连殳实际上在写他自己。他最终不能摧眉折腰。但他的心和魏连殳一样矛盾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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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地 发表于2003-04-29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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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鲁迅和胡适等人的关系？我也贴一旧文来回答

     
     邵建所作《事出刘文典》读后
     ——再谒鲁迅（38）

     眼见着心中偶像般的鲁迅授人以柄，而且人家的指责合情合理、中规中矩，总有些怅然若失。虽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是常识，但总还是希望深刻睿智如先生，是应该能把那些杂色和缺点掩得紧一点、压得深一些的。邵建的分析无情地把它们指了出来，而且坐实了“别人大敌当前，先生背后一刀”的行状，不禁为先生难过。我曾在刘军宁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读到过罗隆基一些掷地有声、异代回响的政论，对这位“大右派”是颇为心仪的；胡适更是名震华夏，在笃行民主、苦心营建方面为中国知识界树一典范。先生偏偏在这一方面与他们过不去，而且把战略原则的分歧，当成了势同水火的决绝，甚至以“动机不纯”责人，有点诛心而论的嫌疑。在邵建举证翔实、持论稳当的批评面前，我无力为先生辩，谨将我对当时情势和鲁迅风格的理解，婉陈如下，以期邵君谅察。
     旧中国是一个弥天的暗夜，民族的命运是苦海中的航船。在历史命定的这一时刻，鲁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沉、犀利和冷隽，成为了苦海中的灯塔；而胡适以自己的笃实、殷切、厚重和诚朴，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职，当然志在引航；而灯塔之用，或许也能告示陆岸，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警示礁滩。倘那守望者焦灼于航船触礁的危险，偏又看出那舵手刚愎自用甚至志在营私，则其对所有帮忖者一概怒斥喝骂，有点慌不择言，大概是可以原谅的偏失吧？国民党的“党国”、“训政”，刚好就是这样一个“舵手”，而胡罗丁（文江）翁（文灏）一班“自由主义人士”，不免有点象懵里懵懂的水手，虽志在助人渡海，却忽略了那船早已偏离航向！他们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那么，鲁迅的斥骂或有过激，但那瞩远见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吗？责以方式的不当，我心悦诚服；但用什么“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诘味”来编排鲁迅，并将其与“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对照，邵君是否心怀偏爱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错，对于在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向权贵们建言什么“人权”、“宪政”、“法治”，鲁迅确实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兴趣”的，但这其实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戏之后的了悟。邵建说先生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资源”，林毓生却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具备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有意识地选择了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参见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两相比较，我更服膺林说。邵文立论是很扎实的，将鲁迅的“批判”和胡罗的“建构”并列对比，也很发人深省，若再参以林说而慎贬先贤，回望历史而不放任好恶，是否会理解和佩服鲁迅的深刻，从而也不那么伤害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呢？
     先贤已矣，我辈唯有悬想。但这悬想中或多或少带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局限，也是常情。有此一虑，在指正前人过失的同时，报以必要的体察，也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吧？对先贤如此，对时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两造常打笔仗，有时形同水火，在韩毓海、崔之元等人这一边，更喜好将火药调入墨中，弄得朱学勤、徐友渔们常显出忙于支绌的窘态，我看在眼里，心中也有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新左”的赤诚和热烈，恰如燃烧的朝霞；“新自”的沉潜和笃诚，则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辉，共同展示着中国新一轮民主历程的黎明。“新左”们如果不是忘情于圣洁火热的呼唤，便不是侠肝义胆的左派；“新自”们如果也在思考中只顾痛心疾首，那就必然远离了自由主义的要旨。如果这边能体察那边补苴罅漏的苦心，那边能支持这边吊民伐罪的义愤，则中国幸甚，我辈幸甚！以此遥测八十年前的胡鲁之争，邵君能与我有同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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