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鲁迅（整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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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眼悲情睿见深
     ——再谒鲁迅（37）

     鲁迅不是完人，遭人诟病颇多，尤其是他的偏激和尖刻，更是生前就树敌无数，死后仍授人以柄。他幼年遇过庸医，就以偏概全，把整个中医一棍子打死，贬薄得恍若巫术；在临死前写下的遗嘱中，他流露出对人世的深深怨愤，令初读者寒彻骨髓。读先生与当时人物的论战文字，常觉得那双明察秋毫的睿眼中，冷凝着太多的猜疑和无情，固然洞穿了许多鬼影，却也盯伤了许多好人。被先生骂为“奴隶总管”的徐懋庸，送先生的挽联竟是“仰公吊公，我唯问心；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如今读来，仍能觉出那难言的哀伤和隐痛，令人扼腕而叹……
     但是，如果你能沿着鲁迅先生的心迹，去了解他的一生，就不难体察酿成那双凛冽冷眼的无尽悲情——正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淬炼出那罕见的冷峻；是无数次明枪暗箭的中伤和猝不及防的攻击，使他“不惮于用最坏的想法，去揣度中国人”。请看以下这些创巨痛深的衷曲文字——
     “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1922年：《呐喊 * 自序》）
     “我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1925年：《华盖集 * 题记》）
     “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它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1926年：《坟 * 题记》）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1927年：《野草 * 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1928年：《而已集 * 题辞》）
     “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的痕迹的了。”（1929年：《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 小引》）
     “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 * 题记》）
     “……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1931年：《<野草>英文译本序》）
     “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咬紧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1932年：《两地书 * 序言》）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见者不察，以为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于是就必欲置你画者的死命了。”（1933年：《伪自由书 * 前记》）
     “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戴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1934年：《准风月谈 * 后记》）
     “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太大了。”（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 * 序言》）
     ——题序文字，最能见出作者的情怀；而在鲁迅先生有文集面世后的每一年间，在这类文字里无一例外地都吁吐着对人世凉薄的无限感慨和按捺不住的愤激之语，其心情可想而知。如果查阅《鲁迅全集》，你会发现这样的语句不仅出现在几乎每一篇题序文字中，而且以极大的密度浮现在各种类型的文章里——生活给他的是这样的感受，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人世满怀温情呢？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悲情和冷眼，使鲁迅的目光无比犀利，其思想的深刻不仅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所有国人，而且至今在华人文化圈内无人与之匹敌。他不象李大钊似的热情洋溢，不及陈独秀的锐意进取，没有梁漱溟那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也没有胡适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笃定精神。在选定方向、投放生命、积极建构、踏实推行等方面，鲁迅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中，的确稍显逊色。但他也没犯下李大钊那种用理想图解苏俄模式的错误，不至于象陈独秀那样需要刀光血海的教训才能从现实中猛醒；也没有如梁漱溟那般的不自量力，要想给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强人当“王者师”；更不至于如胡适那样一厢情愿地俯就卑污，却落得个自取其辱。在参悟世事、洞察人心方面，他的深刻和睿智实在惊人，是上述所有思想家望尘莫及的。李泽厚认为：“鲁迅一生始终爱憎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有那种既极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个性特征”；林毓生说鲁迅“外观上他疏远，淡漠，内心则悲愤，沉郁；但他却有一种诚挚的关怀和道德的热情，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辩力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极度痛苦”，使其意识的主要特点是“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这些当代学者对鲁迅情怀的体认，应该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冷峻和偏激作更深入的理解。
     善于感受和发现问题，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质，非如此无法展开他的思考，这一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科学工作者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问题时，一般不会掺入感情因素；而思想家面对的问题，常常是人类生活中的困厄和灾难，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感情，这种感情的强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者对问题的敏锐和执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悲观的、冷眼看待世间万象的人文学者，比乐观的、热情投入现实的人文学者更接近思想的圣殿。所以罗素说：“真正深刻的人类思想，都是悲观的。”由此看来，鲁迅的悲情冷眼和他的深刻睿见之间，其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假若我们总是盯着这方面的不足，以为避免那样的诟病是一个思想者的必需，也许就在自以为持平稳当之时，却与思想的探索离得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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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歌 发表于2003-04-2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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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给他的是这样的感受，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人世满怀温情呢？

     我不赞同石地兄这一句。如果鲁迅只是因为自身对人世凉薄的感受而用语尖刻，缺少温情的，那他与常人并无多大区别。

     陈永苗兄的贴子里已经提到个体感受不能代替整体感受的问题，“追求思想的人是否需要进一步探索，对于他人而言，这种社会担当或责任意识是不是基于其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就是说，正当性能否确立？”

     窃以为鲁迅用语的激烈是出自文章的需要，当时国难当头，人民顽劣不化，阿Q人格四处泛滥，为了揭示社会的黑暗，警醒民众，他不得不使用尖锐的语言，想达到一种震憾的效果。更可怕的是一部分有闲知识分子躲在后花园，宣扬休闲与安乐，甚至站在革命的对面，投向反动力量，向他射出冷箭。所以他将文字化为匕首，宁肯遭人污垢，也不愿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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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有理 发表于2003-04-29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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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其实是温情的，鲁迅的文章里有无言的温爱，要有心的人才能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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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子菁 发表于2003-04-29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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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极温情，例如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不能细看，看了便想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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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出去毙了 发表于2003-04-29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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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必须结合当时的情况。重病用猛药，时也势也。当然也有错有过分的时候，比如对梅兰芳，劭洵美，不过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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